诵读

　　一、何为诵读及其来源：
　　先秦典籍中通常把“诵读”中“诵”和“读”可单独成词的语素分开使用。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把“诵”解释为“诵，讽也”，而“讽”字解释“讽，诵也”，“诵”“讽”互训。在《周礼·大司乐》中郑玄则解释为“倍文风曰讽，以声节之曰诵”。段玉裁进一步做注：“倍同背，谓不开读也。诵者非直背文，又为吟咏以声节之”，此处“诵”是带有抑扬顿挫的韵律感把文字有节拍地读出。“读”在《说文解字》中谓“读，诵书也”。段玉裁注曰“抽译其义、蕴致于无穷，是之为读”，并曰“讽、诵亦可云读。而读之义不止于讽诵。讽诵只得其之辞，读乃得其蕴。”可知“诵”也可以说成“读”，但“读”比“诵”还有更深层意义，除了把文字带有韵律有节拍地表现出还要理解、感知、概括文字句读之意义，所谓既得其辞还得其蕴。
　　“诵”与“读”相辅相成，自秦汉以后开始成词合称为“诵读”，《三国志·吴志·阚泽传》中有“常为人佣书，以供纸笔，所写既毕，诵读亦遍”。随着历史的发展，教学方法和教育目的不断地变革，人们对“诵读”也有着不同的定义。叶圣陶先生在《精读指导举隅》前言中又把通读分为吟诵和宣读，“无论白话和文言都可以用这两种方法来读”。他指出吟诵是为了传出文字的情趣场，引发读者的感兴，使读者动容；宣读则是“依照对文字的理解平正地读下去，用连贯与间歇表示出句子组织与前句和后句的分界来”。李德成主编的《阅读辞典》中对“诵读”的解释为：“朗诵、吟诵、背诵、默诵四种读书方式的合称”。尽管各家对“诵读”的定义不一，但并不妨碍其成为古代语文教习行之有效的方法，正是其丰富的内涵使“诵读”作为一种科学的教习方法延传至今。
　　二、诵读在古代语文教习中的兴起和地位
　　文字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的载体是语文教育的重要工具，也是诵读教习的内容之一。诵读教习从何时兴起目前没有确切的说法，但其作为同语文教学密不可分的教学手段可从语文教育及教材的产生和发展中窥探一二。
　　从原始社会时期到奴隶社会时期的夏、商、西周时期，由于历史久远所存史料有限，我们对当时的语文教育及教材知之甚少，对诵读教学更是难以考证。进入奴隶社会时期，贵族有大学和小学，张隆华著《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中写道“小学向平民学校靠近，学点应用技术，如计算、文字、识字、读书、学礼乐、射御。”文字是语言的书面表达形式，其中文字、识字、读书等跟文字有关的课程则需用诵读这一教习方法。西周时期，建立了“国学”和“乡学”体系，实施“六艺”教育和识字教育。《周礼·地官·司徒·保氏》记载“保氏掌谏王恶，养国子以道，乃教六艺”，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六门课程，其中“乐”、“书”根据教学内容也是会用到诵读这一教习方法。可知诵读教学在奴隶社会时期已经出现。
　　随着语文教育萌发，语文教材也应运而生，作为教习法的诵读其兴起与地位从中也可管窥一豹。奴隶社会时期，随着甲骨文的产生，教育材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我国古代语文教育有大学和小学没有专门设中学教育。小学教育一般招收8止15岁儿童入学，所学蒙学教材不管是哪种类型的都多以读本为主。
　　夏商两代的蒙童读本已无史料可考。据班固《汉书·文艺志》记载：“《史籀篇》者，周时官吏教学童书也”，是目前有史料可证的我国最早的一部字书。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爱历篇》都曾根据它省改作小篆，而《仓颉篇》四字为句，两句一韵，既然《仓颉篇》取材于《史籀篇》其文体理当相似，由此可知《史籀篇》应属于诵读一类的文字书。于是我们也可得知，从语文教材的产生来看，至少从西周开始诵读已经是蒙童教育的最基本的方法。
　　到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办学、讲学，编订“六经”即《诗》、《书》、《礼》、《易》、《乐》、《春秋》，开启了中国儒学之门。孔子要求其弟子对经书进行熟读背诵后能灵活运用。《荀子·劝学篇》中把学习的方法及顺序概括为“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先秦的诸子散文及历史典籍也是当时学子诵读的主要内容。
　　到了两汉时期，从汉武帝开始奉行“独尊儒术”的政教宗旨之后，“五经”扩充为包括《左传》、《孝经》、《尔雅》在内的十三部典籍。从这一时期开始，米靖在《经学与两汉教育》中写道“诵读与研习经书始终成为中国传统教育的主要形式与内容”。这一时期的教学十分注重诵经、注经、结经，同时也形成了诵、读、讽等多种读书方法。此时诵读经书，要求学子不仅在数量上求多，在质量还要求能达到读之成诵，理解文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处于长期动乱和分裂状态的时期，这一时期蒙学语文教育内容仍然是识字写字。蒙童在完成识字后开始进行阅读学习，《孝经》、《论语》为必读教材，之后诵读《五经》、《老子》、《庄子》及诗赋文章和史书等。李良品在《中国语文教材发展史》中写道“这一时期诗赋文章押韵、好读，常被选为儿童初学诵读教材”。从这些教材来看，诵读已成为这一时期教师教学和儿童学习不可或缺的方法。
　　隋唐时期随着科举制度的兴起，语文教学和教材更加注重应试，为了考取功名，人们更热衷于读书；刻书、印刷术的发展也使教材更容易被人们买到也因此壮大了读书的人群，此期讽诵唐诗已然成风。到了宋朝科举考试“经科”，更加巩固了“读经”的热潮，元朝科举制度虽然中落但却开启了“四书试仕”的考试规范。
　　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内容基本以“四书五经”为准，“四书”文句为题，因此凡读书人都读“四书五经”且必须熟读能诵，掌握文义。至此，各大家对诵读论述颇多，诵读法开始自成体系。如明代王守仁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中指出“栽培涵养之方”：“讽之读书，以开知觉”，并展开讲到“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沉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强调诵读诗文涵养德性以形成读书人的优良品德和远大理想。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诵读及作为一种教学方法也是学习方法，兴起于奴隶社会时期。至此之后长达4000多年时间清诵读教习法作为最普遍、基本的教学手段一直处于古代语文教学最基本和核心的地位，可谓之为古代语文教习的精髓。随着教育理念及教学技术的不断变革和发展，充实了诵读教习的内涵，使之系统化、科学化和价值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