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大师智慧推进“双一流”建设

　　摘要： 叶企孙先生曾任清华大学代理校长、理学院院长、物理系主任、中央研究院院士多职。在长期的高等教育实践中，他准确把握教育规律，深切贴合中国实际，于教学、科研和院校治理方面形成了一套颇具特色的教育思想体系。作为教师，叶企孙开启了实验教学之先河，兼用高淘汰率、通识教育理念来保证人才培养的高质量；作为科研工作者，叶企孙采用国际化战略，大力开展科研工作，创建“军事研究基地”，用科研为祖国贡献力量；作为管理者，叶企孙不拘一格延揽名师，革故鼎新，动荡时局中力推并践行教授治校思想。这些理念，不仅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弥足珍贵的财富，也是“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我们可以充分借鉴的宝贵的本土资源。
　　关键词：叶企孙；高等教育思想；通识教育；实验教学；“双一流”建设；高校治理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7）03-0063-07
　　收稿日期：2017-03-06
　　基金项目：全国博士后基金课题“以质量为导向：高校学术评价制度优化研究”（2016M591474）；国家社科基金2013年度政治学青年课题“大学行政权力运行现状与优化对策研究”（13CZZ046）；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学术骨干项目“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拓展研究”（2015lzy028）。
　　作者简介：任增元（1980-），男，辽宁凌源人，管理学博士，吉林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理论、高等教育管理研究；李欣欣，吉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百年清华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其早期大师级人物的奠基作用密不可分，叶企孙先生（下面简称“叶先生”）就是其中一位功勋卓著却鲜为人知的杰出代表。叶先生1898年出生于上海，年轻时先后就读于清华学校、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曾任清华大学代理校长、教授会评议员（教授评议会由7人组成）、理学院院长、物理系教授等职。此外，叶先生还是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物理学会创建人之一、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他与陈寅恪、潘光旦、梅贻琦并称为“百年清华四大哲人”。他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其中包括45名院士、十几名“两弹一星”元勋，也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由于他对中国科技事业做出的奠基性贡献，他也被奉为“中国科技大厦的总设计师”。
　　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的建设离不开大师的支撑与引领，只有一流的思想才可能办好一流大学、培养出一流人才。在全国甚至全民热议如何建设“双一流”的背景下，重温叶先生的高等教育思想与理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教学方面的主要思想
　　叶先生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准确把握教育规律、大胆改革创新，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教学思想体系，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一扫谈玄陋习，开启实验教学之先河
　　一个理论家如果只是口头上而不是从思想上真正懂得实验是理论思维的基础，就很可能坠入唯意志论的深井[1]。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传统的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还未开展实验教学，老师大多是照着书本学再传授给学生。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曾这样描述：“有些欧美留学生返国开了一些高调而空虚的功课，如算学物理学等由普通至最深的课程，无不应有尽有，要是专以课程的名称互相比较，中国的大学程度似乎较世界任何大学为高，教者只是糊涂地教，学者只是糊涂地听，均在似懂非懂的微妙境地，这种高调的课程对具有谈玄传统习尚的中国人非常适合口味，结果学生对于实验常识一无训练，唯日谈自由研究实不知研究为何事，把科学的实验性完全忽略了。”[2]由此可见当时实验教学的落后状态。而叶先生自从接管清华物理系就下决心采取以实验为基础的教学方式，立志消除学生只动脑不动手的弊病。从1928年起，物理系规定学生选修实验课的学分不得少于理论课的二分之一。1932年，叶先生在《清华暑假周刊》上介绍物理学系概况时说：“本系之最浅至最深之课程，均注重于解决问题及实验工作。”1934年，“物理学系概况”中总结阐明的教学方针是“本系……科目之分配则理论与实验并重。”[3]
　　考虑到物理系创建伊始实验仪器极为缺乏，叶先生便带领学生动手制造，在热力学课上他曾要求学生每人做一个温度计。此外，他还在学校建立了金工、木工工场，并要求学生选修相关课程。为了提高本系工场的技能，他还特意为系里聘请了一位德国技师。更难能可贵的是，叶先生注意到当时的中学物理教学缺少实验课，他便和物理系教员郑衍芬合作编写了《初等物理实验》一书。这也是我国最早的中学物理实验教材。实验教学不但调动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学习热情，而且在每一个环节上都留给学生充分发挥的空间，让学生在动手实验中加深对理论的理解，也培养了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与耐心，为学生今后的学习打下了基础。叶先生的实验教学思想一扫当时“重理论轻实验”的陋习，打破了传统的思维定势，为学生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教育環境，可谓开启了我国实验教学之先河。叶先生一共培养出2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45名院士，这样的功绩与其实验教学模式密不可分。因其斐然成绩，叶先生也足可称为“工程教育大师”。
　　2. 限制招生人数、实行淘汰制，只为“重质不重量”
　　为保证教学质量，叶先生一直奉行“重质不重量”的原则，在清华物理系招生规定上则体现为：招生人数务必限制，不宜超过14人。据清华物理系第八级毕业生、中科院院士王大珩回忆：“高于我班的学生，每班仅七八人，至我同班十人。”[4]这足以看出叶先生对“重质不重量”原则的坚守。
　　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大学教师之所以为教师，本质上不在科学研究而在人才培养[5]。为了保证人才培养质量，清华大学物理系严格地实行了淘汰、转专业制度。物理系是清华当时淘汰率最高的院系。有资料显示，其淘汰率1929年为54.6%，1930年升至69.4%，到1932年竟高达82.8%。“淘汰制”不仅是筛选、淘汰的意思，还含有因材施教的意蕴，即发现学生不适合物理专业却在别处有天分，便劝其转到其他专业学习。例如，胡乔木同志曾是清华物理系的学生，在入学谈话中，吴有训主任发现他谈吐优雅、文史功底深厚，便劝其转到历史专业。后来，胡乔木担任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秘书长达25年，被誉为“中共中央一支笔”。“此重质不重量之方针，数年来颇有成效。民国十八年本系毕业生施士元先生现任中央大学物理系主任，周同庆现任国立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王淦昌先生现任国立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数年来国内物理学之臻于隆盛，实与本系对于青年所施之教育有密切关系。”[6]在日常教学中，叶先生也以“重质不重量”为指导原则，他并不要求学生多做题，认为习题的作用不过是帮助学生更深地理解课程，只要认真思考、知道如何解题便可。老清华物理系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选拔学生，通过转系和高淘汰率来保证学生质量，这对于当今大学如何搞好精英教育仍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