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对日本高等教育改革影响研究

　　摘要：日本高等教育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紧密相连。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两次高等教育改革深受西方高等教育影响。其中明治维新时期日本高等教育系统的建立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转向学习美式高等教育的改革，为现代日本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特色是如何形成的，对我们非英语国家改革高等教育有何启迪？本文将作详细探讨。
　　关键词：西方；日本；高等教育改革
　　作者简介：王根顺（1951-），男，甘肃秦安人，兰州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理论；朱江婷（1982-），女，甘肃兰州人，兰州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高等教育课程论。（甘肃 兰州 730000）
　　
　　日本自古就有向先进国家学习的历史，因此日本一直都紧跟世界潮流发展的步伐。自明治维新以来，正是由于日本不断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才呈现出今天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繁荣的面貌；同时又发展出与西方高等教育不完全相同的模式。[1]本文将着重叙述明治维新时期与战后日本大学在受西方影响下所进行的变革。
　　一、明治维新时期西方对日本高教改革的影响
　　1.《学制》——日本近代高等教育学习西方的里程碑
　　19世纪中叶，日本被迫敞开国门接受西方的商人、传教士、领事和炮舰，在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刻，以中下层武士为主体的倒幕运动建立了以明治天皇为权力核心的中央政权，明治政府结束了德川时期日本长期封建锁国的状态，揭开了日本发展的新篇章。当时日本进步主义者通过留学和对洋学的研究，了解了西方先进诸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实情，强烈向政府建议必须全面吸收西方文明的长处才能克服国内危机，争得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在激烈的争论声中，明治政府提出“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日本政府一面改革封建制度，一面引进西方文化和科学技术，在原德川政府所具有的教育体系上进行大幅度的改革。改革之前，日本教育水平已经初具规模。以藩学为例，1868年日本全国有藩校240所，教学科目设有“数学”者141校，有“洋学”者77校，有“医学”者68校，有“天文学”者5校。另外，不仅是统治阶层的教育，面向商人和地主的“乡学”和面向平民的“寺子屋”（寺院私塾）教育，也呈现了激增状况，数量和规模可谓庞大。据《日本教育史资料》记载，幕府末年，日本平民的识字率已高达20%。[2]由此可见，日本近代教育的起点高，普及程度高，这正是明治政府成立后能够较快发展近代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条件。虽然此时基础教育并不是处于空白落后的境地，但要面对以后的发展还有很大障碍：第一，幕府学校相当于高等教育机构，藩校和私学藩校相当于地方高级中学与小学。这些学校纵向联系松散，各自为政，没有系统的教学体系，教学内容也互不相连，从教学内容来说藩校更像是职业专门学校而不具有普通高中的特征；第二，平民教育只针对平民进行小学教育，内容以儒家文化为主，与“求知识于世界”的理念不符。
　　1871年日本重建最高教育行政领导机关以统辖全国教育事业，政府设置了文部省。一年以后，以洋学派思想为主导，以法国教育制度为蓝本，在吸收其他欧美国家教育制度优点和日本原有教育制度优点后，文部省制定并于1872年9月5日颁布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全国统一的近代教育法令——《学制》。《学制》的制定标志着近代日本高等教育的起步。第一，它是由国家统一制定的比较全面涉及高等教育的第一部教育法令；第二，《学制》吸收了几乎当时世界最发达国家的先进教育制度。而《学制》对日本高等教育的突出贡献为：第一，建立了近代意义的第一所国立大学；第二，为保证大学生源质量提供了理论依据；第三、规定了日本高教主要学习西方科学与文化的基调。
　　在文部省统辖下，《学制》关于学区的规定是：把全国分为8大学区，每个学区设1所大学；每个大学区分为32个中学区，每区设1所中学；每个中学区再分为210个小学区，每区设1所小学。另外，《学制》取消了学生的出身阶级和等级制度，使得更多平民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学习内容得到规范与统一。但由于资金及征地等原因，在实行的过程中，日本并没有真正实现8个大学区的规划，但基本的初级、中级、高级金字塔式教育结构已经形成。1877年日本政府建立了日本第一所近代综合大学——东京大学，该校由东京开成学校与东京医学校合并而成。建立初期时，东京大学便成立了法学部、理学部、文学部和医学部。在大学管理方面文部省于1878年3月和5月为法、理、文三学部和医学部分别制定了职制和事务章程，对综理、副综理、教授、助教和兼职人员的任务、职责、权限等作了规定。这样，一所具有现代多种学科和基本完善管理体制的大学在日本成立了。东京大学的建立是日本近代大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是欧美式的大学首次在日本出现。[3]东京大学良好的开端注定今后不俗的发展潜力。在大学内，日本政府不惜重金聘请世界上知名学者来日教学。同时，日本政府选拔青年才俊赴国外学习。这批人学成回国后，成为当时日本各领域尤其是高等教育领域的领军人物。
　　2.《帝国大学令》——确立德国式国家主义教育体制
　　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德国的胜利又进一步提高了德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19世纪80年代日本在向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巨大变化。在思想方面，善于发现强者的日本学习态度逐渐从吸收西方各个国家长处到着重向德国模式学习。伊藤博文、森有礼等人认为，德国之所以日趋强大，是因为俾斯麦推行国家主义政策，要使日本强大，必须以德国为榜样，尤其是教育方针更要确立国家主义教育体制。1886年，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积极倡导者森有礼在废除原《教育令》的基础上，主持并颁布了《学校令》。该政策由《帝国大学令》、《师范学校令》、《中学校令》和《小学校令》四部分组成，其中《帝国大学令》是专门针对高等教育的政策。“以国家需要为目的”是其指导思想。森有礼认识到高等教育培养人才对国家的重要性，试图将当时日本唯一的一所大学——东京大学纳入到英才教育的框架之下。[4]《帝国大学令》深受德国高等教育思想的影响，强化国家控制高等教育的权力。它最大的特点在于确立了国家主义的教育理念，规范日本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培养适应国家发展的领导者与其他精英人才；当学术和国家利益相冲突时，国家利益一定会被放在优先地位加以考虑。这时日本的高等教育处于精英化阶段，政府集中财力、物力及人力尽可能培养国家所需要的精英式人才。截至1918年《大学令》颁布之前，日本共有5所帝国大学成立：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东北帝国大学、九州帝国大学以及北海道帝国大学。这五所帝国大学在日后不仅是日本国立大学中领军式学校也是世界一流大学。
　　二、二战后的教育改革:美国式的民主主义教育改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失败，日本在近代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军国主义高等教育体制彻底崩溃，新的国内外形势迫使日本高等教育踏上新的道路。日本被盟军占领后，日本政府秉承美军占领当局的旨意对国内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各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民主改革。这次大规模的教育改革被称为日本近代教育史上的第二次教育改革。[5]这次改革主要受美国自由、民主式教育理念所支配，在高等教育方面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大学管理的民主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实行新的民主主义教育这一总方针的指导下，彻底清除旧的军国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在美国民主与自由理念影响下制定战后《日本国宪法》。该法令第23条明确规定：“保障学问自由。”以此为基础而制定的《教育基本法》第2条规定：“一切机会、一切场合，均须实现教育目的。为实现这一目的，要尊重学术自由，从实现生活的需要出发，培养进取精神，并相互尊敬与合作，努力为创造和发展文化作出贡献。”正因为有了这时的法制保障，日本肃清战前极端军国主义，20世纪后半叶的高等教育才能保持以学术为重的发展态势，也确立了学术自由及大学自治的合法地位。大学管理制度的民主化改革包括两大部分：一是政府对大学管理的民主化，二是大学内部管理的民主化。根据美国教育使节团报告书削弱文部省权限，实施地方分权和实行大学自治的建议，1949年5月颁布的《文部省设置法》将文部省对大学的管理限制在学校设立、资金资助和计划制定三大宏观领域，至于具体设置哪些课程、如何开展教育活动等都由各大学自行研究解决。大学设置审批程序的改革也是根据美国教育使节团报告书的建议并经《学校教育法》明文规定进行的，为排除官僚统治或其作用仅为一种形式，美国使节团建议成立专家组成的有关协会，由专家制定大学基准，并应用于新设置大学的审批过程中。1947年12月《大学基准》公布。该基准对大学使命、学部设置基准、讲座与教师组织基准、教师资格与任免、学生的入学资格、课程与学分基准、获得学位条件等作了全面详细的规定。虽然《大学基准》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在文部省令《大学设置基准》（1956）公布以前，一直是大学设置委员会审查大学设置申请的主要依据。[6]后来大学基准设置委员会完善了高等教育设置基准：制订了《短期大学设置基准《研究生院设置审查基准要项》、《学位要领》。除了制定这些基准外，委员会接受和审查了近千项大学设置申请，推动了新制大学和研究生院的设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