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与中心：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型大学
覃文珍 译
［摘 要］ 研究型大学是21世纪的核心机构，它们联结全球科学界，开展基础研究和应 用研究，培育学术界和社会的领导者。在全球范围内，研究型大学很少，因为它们的发展和 资助费用高昂，并且许多国家面临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巨大压力。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研究 型大学非常稀少但是又特别重要，它们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本文论证了研究型大 学在发展中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重要地位，并指出了这些大学面临的一些挑战。
［关键词］研究型大学；发展中国家；边缘；中心
［中图分类号］G510［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672-0717（２００９）０１-0005-13
研究型大学是21世纪的核心机构，对知识的创造和传播至关重要。作为科学全球化的关键因 素，研究型大学居于科学、学术和新知识经济的中心。研究型大学培养技术和知识引领所需 要的新一代人，发展现代科学和学术必需的新知识，同样重要的是，它还直接参与到全球 性的交流与合作之中。
除了少数情况，几乎所有的研究型大学都位于工业化国家。最近关于世界顶尖大学的排 名都表明，主要的研究导向的大学都处于极少数国家。然而，本文还是关注发展中国家和中 等收入国家的研究型大学的现实和前景，它们规模虽小但是越来越成为全球研究型大学的一 个组成部分。如果要使知识生产和传播不继续为富裕国家垄断下去，研究型大学就必须在 国际 大都市中心（如伦敦、波士顿、纽约等）之外的地方取得成功。在建立和培育研究型大学方 面，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独特的问题。
本文将研究型大学定义为致力于众多学科和领域的知识创造和传播，拥有充分的实验室 、图书馆和其他基础设施以保障教学和研究尽可能处在最高水平的高等院校。虽然研究型大 学一般规模较大、涉及众多学科领域，但是有些研究型大学规模很小并且集中于一些比较狭 窄的领域。研究型大学培养各个层次的学生，这看起来有些偏离研究的要务。实际上，研究 与教学相结合是这些院校的重要特征，它们聘任的全职教师基本上都是博士学位获得者[1]。
深信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必须是国际性的、而且世界上所有地区都需要在知识网络中拥有 一席之地，是本文讨论的一个基本出发点[2]。虽然中心与边缘的区分永远存在（ 在可见的 未来，中心基本处于几个主要的工业化国家），但是还是存在更广泛的全球性研究能力扩散 的空间，并且确实有这种必要。不可能每个国家都拥有研究型大学，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和 中等收入国家能够建设具有研究能力的大学，发展参与世界知识体系的能力。规模小一些的 国家可以组成区域性学术联盟，在某些领域积聚足够的力量来促进参与全球科学。
本文认为，所有国家都需要与全球科学和知识的学术体系相联系的高等院校，这样它们 才能理解最新科学发展并且有选择性地参与其中。小国和穷国的高等院校不能与工业化国家 的牛津、哈佛相竞争。但是，大多数国家能够至少支持一所具备足够质量的大学参与到国际 科学和学术讨论之中，并且开展与它们国家发展密切相关的某个或更多领域的研究。
研究型大学在全球范围内激起了日益高涨的教育投入热情。各国都形成了这样的认识： 研究型大 学是进入21世纪知识经济大门的钥匙。研究型大学不但培养重要人物，而且通过提供高层次 的科学交流形成通向全球科学信息的窗口。这些大学的教师、学生与世界各地的同行保持联 系，而且参与到全球科学和学术之中。即便是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国家，也越来越关注维持现 有研究型大学的标准[3]。在日本政府斥巨资建设“卓越中心”（“centers of ex cellences”）后，德国担心其顶尖大学的国际竞争力不够，也为一些重点大学配置了资源 。中国在重 点建设“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印度也终于开始考虑它们主流高校的质量。韩国、智利等 国也采取了提升标准的类似计划。虽然基本上都落后于其他洲大学的学术水平，非洲几所传 统上的好大学在外来资助者的帮助下，也在探索提升它们质量的办法，以达到研究型大学的 水准。
上述这些趋势显示了一个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相当大的变化，在此以前，发展中国家 致力于提供基础教育而不是高等教育。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高等教育 领域，政策制定者集中力量满足大众高等教育的需求，基本忽略了大学的研究职责。世界上 有几个地区的环境导致了高等教育的危机，并且延缓了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在拉丁美洲，20 世纪60 年代及其后的军政府独裁对高等教育很不友好，许多优秀学者流亡国外。中国深受“ 文化革命”之害，有一段时期关闭了所有的大学，对高等教育系统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大众 高等教育的到来和不断扩大的入学需求，加上一些国家无力提供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的 财政支持，拖后了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在这方面，印度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政治和经济 上的不稳定，加上注重基础教育的政策，大大地降低了撒哈拉地区以南非洲地区本来就为数 不多的高等院校的质量。简而言之，到20世纪后期，很少有研究导向的大学存在于发展中国 家，即便在那些较早就取得了一些高等教育成就的地区也不例外。
为了保持研究型大学处于增长的态势，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政策制定者、高等教育分析家 ，乃至以前坚信只有基础教育才值得支持的机构如国际援助机构和世界银行，现在都认识到 了研究型大学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那些力图参与全球知识 经济竞争的国家，研究型大学已经进入政策议程。在非洲这个世界上有着最严重的社会结构 、经济和政治挑战的地区，一批捐赠基金会与非洲的大学结成伙伴关系，开始在肯尼亚、莫 桑比克、加纳和其他几个国家的一些重点大学建设研究能力。中国已经积极地将该国的一批 重点大学转型为研究型大学，政府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并且合并了许多大学以产生更 好的规模效益。印度设立了知识委员会（Knowledge Commission）以制定促进学术卓越的策 略。韩国和新加坡在提升它们的重点大学方面已经进行了十余年的努力了。
一、历史与视角
大学，尽管其初衷并不是为了创造新知识，但是从它们的中世纪欧洲起源开始就以传播、保 存和阐释知识为要务[4]。虽然它们是作为所在国家的文化和知识机构而服务的， 但是在传 统上并非以研究为导向。当时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地方，科学研究在大学之外进行。当柏林 大学于1818年创建时，威廉•冯•洪堡大力倡导将其建成为现代研究型大学。洪堡的观点是 ，大学应当直接促进德国的国家发展和科学发展。这种革命性的理念利用得到政府资助且在 大学产生的科学和学术来促进国家发展。洪堡的观点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新型德国大学（ 以及适应这种模式的其他一些大学）通过开展研究和培养科学家，对德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 做出了贡献。洪堡模式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既影响了科学又影响了高等教育组织的一个重要 观念——“讲座”制，该制度基于学科而设立教授席位。这个创举有助于确定那些正在兴起 的科学领域和形成大学的组织结构。
1862年之后，有两个国家，也就是美国和晚几十年的日本致力于现代化和发展，它们很快采 用了德国大学模式。美国的“赠地”学院模式被证明尤为成功。美国的“赠地”模式将洪堡 对研究和科学的强调，与政府基于高等教育提供公共服务和应用技术而予以资助的关键角色 结合起来[5]。以19世纪后期的威斯康辛大学和加州大学为例，表现出色的公立大 学直接向公共服务和应用技术开放大门，并且通过用更具参与性的学系结构取代德国的等级 性讲座制， 将科学“民主化”。德国、美国和日本研究型大学观念的不同形态基本上体现了当今研究型 大学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