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对新罗宿卫质子教育研究

　　[摘 要] 自唐建国伊始，为积极处理与周边边疆政权关系，唐朝积极鼓励并接纳周边边疆政权派遣质子入唐，并委任其宿卫之职。通过授予官职、政治文化教育等手段，入唐的宿卫质子成为了唐朝平衡与周边边疆政权之间关系的重要手段，也成为了唐朝向外输出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在与新罗交流上，唐朝尤为注重对新罗宿卫质子的教育，以期达到制衡新罗的目的。经过政治文化教育，使新罗宿卫质子在政治上“质其种裔”，在文化上“习我华风”。
　　[关键词] 唐朝；新罗；宿卫质子；教育
　　[中图分类号] G5294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007（2019）01 -0039 -06
　　[收稿日期] 2017-01-13
　　[基金项目] 2018年度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唐朝宾贡科对新罗遣唐留学生跨文化教育研究》，項目编号：18DWWJ12。
　　[作者简介] 1. 权太东，朝鲜族，男，山东理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韩教育比较；2.高福升，男，山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韩文化比较。（淄博 255000）
　　自隋朝开科取士以来，不断有周边藩国的质子来华学习。唐朝时期，出于“文德绥海内”，传播大唐文化的目的，允许国子监接收周边国家的质子留学生。唐穆宗长庆年间，正式设立针对外国人的“宾贡科”。受此影响，在新罗社会掀起一股遣派留学生赴唐留学之风潮。兴盛之时，常年居住在唐朝学习的新罗遣唐留学生更是多达数百人。
　　当然，关于唐朝如何对新罗质子进行教育学术界争论较为激烈，在诸多问题上尚未取得一致观点。中国学术界在新罗质子赴唐性质、学习内容、文化适应和对新罗社会的影响等各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主要的研究成果有姜清波的《侍唐三韩人事迹考述》（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陈金生与费翔的《试论唐代质子制度的内容》（《社会纵横》，2009年第4期）、徐成的《北朝隋唐内侍制度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姜启明的《渤海与新罗质子侍唐比较研究》（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等。而韩国学术界，主要以新罗质子赴唐主要任务、在唐活动及赴唐途径等问题展开较为集中的讨论。韩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申滢植的《新罗对唐交涉上体现的宿卫意义考察》（《历史教育》，1966年第9期）、申滢植的《宿卫学生考》（《历史教育》，1969年第11期）、金澔的《唐前期皇帝宿卫的构造》（《中国古中世历史研究》，1992年第5期）等。作为后续研究，本文将就唐朝对质子教育背景、新罗遣唐质子的历史、唐朝对新罗质子的政治教育与文化教育等诸多问题进行研究，以期为相关争论的厘清及进一步探究提供有益的探索。
　　一、 唐朝质子教育背景
　　唐朝初期，凭借其强大的政治影响与军事实力，通过一系列开疆拓土的征伐战争，其“天可汗之国”地位逐步被周边边疆政权认可。自贞观年间开始就出现了“四夷宾服”“派子纳质以求自保”之盛况。据《旧唐书》《新唐书》《唐要会》《资治通鉴》《册府元龟》等史书记载，向唐朝派遣过宿卫质子的边疆诸国、民族有突厥、回纥、沙陀、高昌、吐谷浑、龟兹、于阗、米国、何国、康国、石国、吐火罗、宁远、陀拔斯单、护密、小勃律、天竺、波斯、黑水靺鞨的一部拂涅、渤海（粟末靺鞨）、奚、百济、新罗、南邵、吐蕃。[1]（6）
　　唐朝边疆政权的“纳质为宿”活动按时间划分，可以“安史之乱”为界，四夷的纳质活动主要发生在“安史之乱”以前，他们集中在唐太宗至唐玄宗统治时期（627～756）。从唐贞观年间至唐末，共约88位质子入唐宿卫。[1]（ 15～31） 纵观入唐宿卫质子的入唐记载可以发现，纳质为宿卫活动与唐周边形势存在巨大关联。诸多实力弱小的边疆政权或因灭亡、或因其他原因，纳质为宿卫次数较少，如高昌、吐浑谷等国仅为一次。与之相反，与唐朝关系较为紧张的边疆政权“纳质为宿”活动极为频繁。其中，突厥共10人、新罗共22人。可见，唐朝在处理边疆关系、对待入唐宿卫质子的管理与教育方面尤为重视。
　　宿卫质子入唐之后，一般入职朝廷五府三卫或东宫三府三卫，进而捍卫京城。除此之外，为达到“质其种裔、习我华风”的政治目的，唐朝更加重视对宿卫质子的教育，部分宿卫质子进入太学，学习“正统之文化”；部分宿卫质子进入宫廷，见习唐礼，顶班执勤；部分宿卫质子及其家属进入地方学习及生活，以接受盛唐文化之熏陶。进而形成了较为合理的中央与地方两级制度的宿卫质子教育体系。
　　二、新罗遣唐宿卫质子的历史
　　新罗遣派宿卫质子的历史，可追溯至唐太宗时期。贞观二十二年（648），新罗善德女王派金春秋及其子朝唐控诉百济“塞其朝宗之路”，唐太宗答应出师，金春秋遂向唐太宗表示愿留自子宿卫。[2]（89）可见新罗遣派宿卫质子入唐源于当时朝鲜半岛严峻的政治局面。
　　唐之前，朝鲜半岛已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三国之中，以高句丽势力最为强盛，百济次之，最后为新罗。自公元3世纪至6世纪，三国之间相互攻伐不断，却又难以统一半岛。唐朝建立初期，急于平定国内动荡的局势、解除西北突厥对边境的侵扰，加之三国纷纷遣使纳贡，故对三国纷争采取宣旨劝谕的调停政策。
　　到了7世纪，唐朝已经完成国内的统一，成为实力强大之“大唐帝国”，并开始着手处理朝鲜半岛问题，进而建立东亚新秩序。自7世纪40年代开始，唐朝与高句丽关系骤然紧张。因渊盖苏文弑主，窃据边隅，不听诏命，违背君臣之义，唐于贞观十八年（644）颁布《讨高丽诏》，开始了对高句丽的三次讨伐战争。在战争的第一阶段（644～645），百济欲借驰援唐军的名义，暗中与高句丽结盟，计划大肆攻击新罗，进而阻断新罗与唐军之间的战略部署。随即百济开始对新罗采取猛烈攻势，攻打新罗西南取得了重大胜利，并欲断绝新罗与唐朝的往来而准备进攻党项城。[3]（118）在此背景下，新罗极力依附唐朝，以期借助唐朝之威完成朝鲜半岛统一之大业。因此，金春秋在唐表示愿留子以宿卫，以乞唐朝出兵，与唐形成军事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