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国对外传播研究综述

　　2013年，中国对外传播所面临的国内外技术、政治、经济、舆论环境均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和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两次重要会议精神对中国对外传播的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中国梦”传播、国家形象、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现代传播体系、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等成为这一年来中国对外传播研究所涵盖的重要主题和热点问题。
　　一、对外传播技术维度：从现代传播能力提升到社会化传播普及
　　2013年，中国在信息传播领域出台了宽带中国、信息消费等战略举措，并颁发了4G牌照。随着4G牌照的发放和3G业务的不断成熟，随着中国移动互联网的应用和移动智能终端的广泛普及，新兴信息传播技术对中国对外传播发展的影响也日益深刻。研究者对信息传播技术对于中国对外传播的影响给予密切关注。彭兰认为，整个网络传播的环境在发生深层的变革。在此背景之下，针对由“个人用户”推动的传播模式变革，外宣媒体需要深入研究海外网民的需求和心理。在全民新闻时代，外宣媒体的影响力取决于能否营造人们乐于参与的有关中国事务的公民新闻和公共讨论平台。①李良荣认为，互联网和新媒体通过技术赋权改变了执政者和民众之间在信息传播、公共事务处置等方面不对称的关系，新媒体为执政者形塑了一个全新的执政环境。②姬德强认为，中国的全球传播需要践行社交媒体时代的扁平化操作路线，充分发挥普通个体在传递中国声音，“让世界了解中国”，塑造中国形象方面的积极作用。而国家的信息和宣传治理需要在保证“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充分考量这一社交媒体的传播潜力，给予足够的政策支持。③
　　二、国家对外传播战略维度：从国家战略、国家形象构建到民族梦想呈现
　　在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中国对外传播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对外传播研究继续围绕中国的国家利益、国家形象、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等主题积极展开研究。中国对外传播战略更加清晰、丰富，在此进程中，“中国梦”传播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关键切入点。
　　在对外传播国家战略层面，蔡名照认为，要深化“中国梦”对外宣传，以“中国梦”为引领讲好中国故事；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传播好中国声音；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从而形成全社会共同讲述中国故事、共同传播中国声音的工作格局，增进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了解和理解，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④姜加林认为，国际舆论关于中国道路的争论不仅还会继续，而且也在期待和观望中国道路的今后发展。中国未来“两个百年目标”的实现，将是我们对外界舆论关于中国道路的最好诠释。⑤在国家形象方面，研究者对中国国家形象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陈力丹等认为，外国人认知中国形象是历史和现实信息的认知选择内容的拼接和重构的过程，因此，我们尤其要重视给予外国人中国现实而非传统的形象。⑥李继东、胡正荣认为，中国的国际传播应该秉承历史变迁观、超越经济价值唯一观、回归人本价值观。⑦匡文波等认为，国家形象是国家客观现实经过文化价值观、国家利益观、大众媒介三重偏曲后投射在国内和国际公众意识中的主观印象。⑧吴飞等认为，国家形象建构的互动过程既有协商，也有抗争；既有解释，也有再造。⑨在“中国梦”传播的本体论方面，程曼丽认为，“中国梦”即“强国梦”，这意味着该国能够实现边缘突破，进入国际政治权力的中心地带，拥有与强国相匹配的话语优势。⑩孟建等认为，“中国梦”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纯描述民族身份认同的符号，而是变成了一个不同群体争夺话语权力、进行自我想象、表达利益诉求的平台。11 于运全等认为，对外阐释好“中国梦”，就是对外传播一个真实的中国，就是对外描述未来中国的发展愿景。12史安斌认为，要赢得国际主流思想界和舆论界的尊重，我们应当深入挖掘传统中国文化中的思想资源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些重大理论创新，为“中国梦”注入具有原创力和吸引力的内容。13
　　三、对外传播热点维度：从政治话语构建到公共外交路径延展
　　2013年的中国对外传播研究，围绕对外传播的热点问题展开了这年的对外传播研究。在政治话语传播方面，研究者对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所提出的一系列执政理念和执政话语的对外传播进行了有益探索。寇立研认为，在中国对外传播的实践中，政治传播无疑比文化传播更富有挑战性。核心政治话语的创新与传播既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14钟沈军等认为，“中国梦”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应以中国梦的基本价值观为内核构建中国话语体系。15在军事对外传播方面，孟威认为，美国近年连续抛出“黑客威胁”、“网络冷战”、“网络攻击论”等论调，并为之寻找企业、军方等国家层面的指控对象。对此，中国应完善多层次综合防范体系，并积极应对。16钱立勇认为，美国舆论中的新中国军队形象的成因，从美方来说，在于刻板成见和意识形态差异、国家利益实现需要以及文化障碍难以逾越等因素所致。17在海洋强国战略方面，贾钊等认为，海洋战略中涉及国家主权和军事的层面又要受“国防建设”战略的制约，即不违背“防御性国防政策”，始终维护世界和平，在国际政治和安全领域发挥积极作用。18在边疆对外传播方面，新疆、西藏仍是这年研究者关注的问题。刘红认为，新疆对外传播是中国对外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与区位的独特性决定了新疆对外传播的区域特点。19石峰从政府主导、发挥草根力量、巧用第三方公信力、进行民间交流、提高本地媒体外宣意识等多层面提出建构新疆形象的对策。20周德仓认为，西藏地方媒体在西藏对外传播中的主体地位未能受到正视，影响了西藏对外传播的效果，也影响了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21黄敏认为，保持西藏地区的稳定、中美关系稳定和中国经济发展，应有效预防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美国主流媒体炒作西藏问题。22
　　在外交传播研究方面，公共外交传播研究受到研究者的持续关注。檀有志认为，目前尚处于竞争劣势的中国可以借由公共外交路径变被动为主动，使“中国好声音”在国际话语竞技场上不再缺席，努力促成“让中国了解世界”与“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完美对接。23胡文涛等认为，文化外交在建构国际形象方面具有传播亲善国际形象、修复受损国际形象和塑造全新国际形象的功能。24在软实力传播研究方面，骆郁廷认为，文化软实力是内部凝聚力和外部吸引力的统一，应更加重视在增强和发展文化内部凝聚力的基础上增强文化的外部吸引力。25钟新等认为，通行的对软实力的评估框架主要以国家为行为体进行考察，不过对公民社会及公益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的软实力评估实践也方兴未艾。26此外，这年还有跨文化传播、国际传播秩序、现代传播能力、国际舆论环境、传播话语体系、国际传播教育等等其他对外传播热点也得到研究者持续的关注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