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比较教育发展进程中的三种研究旨趣

　　摘 要：人们在比较教育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表现出了三种不同的研究旨趣。在“史前阶段”，对别国教育的简单描述主要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兴趣与好奇；在“借鉴时代”和“因素分析时代”，对教育进行比较研究重在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服务；二战后，比较教育进入了“社会科学方法时代”，人们在研究中更加强调增进国际理解和沟通这一宏大目标。
　　关键词：比较教育 个人兴趣 民族利益 国际理解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882（2013）02-029-03
　　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比较教育在其发展历程中经历了“史前阶段”、“借鉴时代”、“因素分析时代”和“社会科学方法时代”四个阶段。[1]纵观比较教育所经历的这几个重要的历史阶段，我们发现处在不同历史时段的人们在教育的比较行为或研究活动中表现出了不同的旨趣。在“史前阶段”，比较者多为旅行者，他们出于个人兴趣或猎奇心态对自己所到之国的教育及其它诸种“异国见闻”进行描述和记载；19世纪初期后的“借鉴时代”和“因素分析时代”，在各国竞争激烈的大背景下，研究者们谋求引进别国的教育经验来提升本国教育，比较教育研究也因此被深深打上了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烙印；二战以来，经历了残酷世界大战的研究者们积极呼吁通过比较教育研究来加强对各国教育及文化的了解，以增进国家间的沟通和理解。比较教育发展史中的这三种研究旨趣有着各不相同的表现及特点，每种旨趣对比较教育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发展乃至最后形成一门学问或学科都发挥着一定的作用。通过对各个时期比较教育研究旨趣的的梳理和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这门学科发展的规律以及人们对其对持有的期望，从而形成对比较教育更为深刻的洞见，最终有助于促进这门学问的长远发展。
　　一、个人旨趣：始于兴趣的教育描述和记录
　　处在“史前阶段”的“教育比较”通常与一些旅行家的个人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深受这些旅行者个人兴趣和见识的制约。
　　这一时期的教育比较活动常常发生在旅行者在外出游历的途中，表现为旅行者在此过程中实施地对所到之国的教育现象进行描述的行为。美国比较教育家诺亚（Harold J. Noah）和埃克斯坦（Max A. Eckstein）甚至将这一时期所谓的“教育比较”称之为“旅行者见闻”[2]。然而，真正可见并被后来人了解的“史前”比较教育成果却是古代旅行家们用以记录旅行见闻并流传至今的书籍及其它记载媒介。在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欧洲，7世纪的中国以及9世纪的阿拉伯地区，都曾有一些先哲和旅行家对自己国家以外地区的教育现象进行了书面记载。[3]在这些写有古代文字的书册或典籍中，先人们透露出了以简单描述为主的朴素的教育比较行为。
　　这种以个人兴趣为意向的教育比较（确切地说是教育描述）具有如下几个主要特点：第一、旅行者进行教育描述和记录的動机并未和他们对其它现象的描述和记录行为有所不同，都主要是为了增长知识，满足个人的好奇心。在旅行者看来，所到国家的教育现象和其他社会现象都是自己旅行见闻的一部分，它们并未被作为一个特别的部分而受到优先地考察和对待。旅行者们的出游行为乃至游历过程中的描述和记录活动多是其本人的自主和自发行为，并非带有其它外在于己的目的（如某种教育目的、国家目的乃至社会目的等）。因此，所到国家的教育以及其他社会现象都是他们观察和描述的对象，而总体来说，教育现象也并不一定比其他社会现象显得更加特殊和值得关注。第二、对教育的描述过程或“比较”行为具有较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旅行者们事先并不了解作为观察对象的国家有着怎样的教育概况，而且也未能在观察和“比较”之前制定一个确切的目标或标准。他们对所到之国教育现象的描述或许并不是其旅行所要关注的重点，甚至只是其中一个极其微小的部分；而且即便是要对别国教育现象进行描述，他们也只选择那些较为显著的（能够直接为他们所见的）且能够吸引他们的部分，这就加大了其在教育描述或“比较”中的随意性。第三、“比较教育”的成果零散、粗糙。对教育的“比较”散见于一些非教育类的传纪、哲学、宗教论著或旅行札记之中，对别国教育的记述一般只是现象的简单描述，缺乏深入地解释和分析。
　　处在史前或前科学阶段的的“教育比较”行为与后世学者的比较教育研究活动有着显著的不同，它们并非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比较。如前所述，古代旅行家们的“教育比较”确切地说只是对他国教育现象的一种描述和文字纪录，但由于旅行者在脑中事先存有对自己国家的教育的某种印象，所以在描述别国教育时总会或多或少的进行一些淳朴的比较。正如何塞·加里多所指出的那样，“古代一些杰出的旅行家经常对他们所访问的民族的教育习惯产生习兴趣，并把这些教育习惯同自己国家的教育情况进行自然而言的比较”[4]。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教育描述或“比较”行为也发挥着独特的历史作用，理应在比较教育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占有一席之地。
　　从学科理论的角度来说，“史前阶段”的这些教育描述或“比较”活动是作为一门学科或学问的比较教育最终得以产生的历史前提[5]。从方法发展的角度来看，前科学时代的这种以个人兴趣为导向的简单的教育描述行为（或者说是一种朴素的教育比较行为）所采取地以旅行者亲身经历为基础进行教育描述的方式受到了后来研究者的重视，并为他们所继承，促使其在从事教育的比较研究时注意到别国进行实地考察。基于此，有论者指出即使是旅行见闻时代（即所谓的比较教育的史前阶段或前科学时代）宣告结束，也“并不意味着旅行见闻对比较教育失去了重要性”，相反，在19世纪和20世纪，“旅游对比较教育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6]从研究者个人的角度来说，将研究者的个人兴趣和比较研究的活动紧密结合起来是旅行见闻时代的人们留给我们的恒久启示，今天的比较教育研究虽然主要服务于宏观层面的国家和世界目的，但是也绝不应该忽视对研究者个人的兴趣爱好等“人”性因素的考量。
　　二、国家旨趣：服务民族利益的教育移植和借鉴
　　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地区的民族国家不断得以成型，各个国家在教育上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就为对各民族国家进行教育比较以及比较中的民族主义取向埋下了伏笔。19世纪初期到二战结束前（即比较教育的“借鉴时代”和“因素分析时代”），随着国家间的竞争从经济领域逐渐延展到教育领域，世界各国也纷纷加强了旨在服务于本国教育事业乃至本民族整体利益的外国（比较）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