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金融：世界上最小的国家银行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调节经济的重要扛杆，是沟通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命脉和媒介。民国时期，共产党领导的苏区，充分发挥红色金融在支持革命战争、发展工农业生产、促进商品流通、支持合作化运动、巩固苏维埃政权诸方面的重要作用。
　　“袖珍银行”的金融政策
　　以赣南、闽西苏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中央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最大的苏区，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党、政、军、群首脑机关所在地。在这里成立的国家银行，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设史上发挥了重大作用。
　　苏联十月革命胜利14周年纪念日——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在这次大会上，毛泽民受命筹建国家银行，筹划印刷、发行国家货币。
　　1932年2月1日，新生红色政权下第一个具有中央银行职能的银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江西瑞金成立。
　　苏维埃国家银行被称作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银行”。成立之初，全行仅行长（毛泽民）、会计（曹菊如）、记账员、出纳员、兑换兼杂务5人；成立时注册资本仅有20万元，且在成立后的几天之内因为战争需要被全部划出；办公地点是只有两厅三房约200平方米的两层民居，而且还住老百姓家，金库是10平方米的柴房。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袖珍”银行，自建立始，就承担起了建立苏区财政金融制度、支援革命战争、巩固红色政权的重任。
　　随着战争的发展，国家机器从弱小到强大，吸收存款、放贷兴业成为国家银行面临的重大任务。为了筹集军费，维持临时中央政府的运转，国家银行代理临时中央政府发行了两期革命战争公债共180万元。
　　1932年6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出第九号布告，指出：“现在革命大大的发展，革命战争在全国各方面继续获取伟大的胜利……加强红军的力量，同时要准备充分的战争经费与红军给养，这成为革命战争胜利的二个主要条件。”提出“为了充裕革命战争的经费，以保障革命战争的继续胜利与发展，特举行募集短期的‘革命战争’公债60万元”。
　　1933年8月，国家银行再次发行经济建设公债300万元。
　　为加强金融管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于1933年10月22日颁布了《国库暂行条例》。国库制度建立之后，直接由国库实施国家所有现金收入、保管、支出等事宜的管理，中央苏区实行统一的金融政策，包括统一债务政策、统一借贷政策、统一货币政策、统一货币发行，财政金融管理趋于科学化、规范化。
　　统一货币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后的首要之事。只有统一了货币，建立起独立的货币制度，才能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巩固工农革命政权。
　　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之前，苏区的货币比较混乱，流通的有江西工农银行的铜圆券，闽西工农银行的银圆券，还有光洋和国民党的纸币，甚至有清朝时期的铜板。人们购买物品，抓一把各式各样的票子出来，有时连账也算不清。不仅老百姓头疼，商家也是不胜其烦。而军阀和土豪劣绅发行的杂币也同时在苏区流通。
　　毛泽民认识到国家银行及执行货币政策的国家权力机构必须承担“驱逐劣币，回收杂币，禁用外币”的重任。这样，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就必须走出去，发动群众，建立兑换和回收网点，使已连成一体的中央苏区内的广大民众听从政府的号令，团结在国家银行周围，自觉维护新生的苏维埃国家金融政策法规。
　　从国家银行到边区银行
　　1932年6月，行长毛泽民到汀州物色会设计纸币的人员，汀州红军印刷厂的地下党员毛钟鸣推荐了黄亚光。
　　黄亚光，福建长汀人，早年留学日本，写得一手好字，会画画、绘图。从日本学习回国后，参加长汀中共地下党组织，后又为县委领导成员。此时，“肃社党”运动正席卷闽西苏区，黄亚光也被诬为“社会民主党”成员而被逮捕，并被判处死刑，即将执行。
　　毛泽民了解后，立即找到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把黄亚光救了出来。此后，黄亚光步行到了瑞金，接受的第一项任务便是设计苏区纸币。在设计货币图案过程中，毛泽东要求苏维埃政府货币的設计，一定要体现工农政权的特征。因此，黄亚光在设计货币时，选取了镰刀、锤子、地图、五角星等图案，并把这些图案有机地组合起来，体现了既美观大方又突出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区货币的特点。他原想在纸币上绘制毛泽东头像，被毛泽东拒绝，后改为列宁头像。
　　1932年7月，国家银行印制出第一批苏区纸币，半年内印制5分、1角、2角、5角和1元5种纸币共计65.61万元。货币以银圆为本位，纸币为银币券，1元银币券兑换1元银圆，银圆券为国币。国家银行货币发行流通后，逐步回收了各种杂币，使中央苏区的货币实现了统一，稳定了苏区的金融环境。
　　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根据毛泽东的要求，国家银行开始吸收存款。1934年3月20日起，国家银行开办储蓄存款业务。据记载，当年仅瑞金支行就吸收存款2600万元（均为银圆）。
　　1932年冬，国家银行总行机构达到最大规模，行长之下设总务、业务两处，总务处下设文书科、券务科和管理科，业务处下设会计科、营业科和出纳科。在这期间，国家银行分别在福建、江西设立分行，在福建白砂、南阳和江西瑞金等地设立兑换处4个，在各县苏维埃政府、各红军经理机关设立了数十个代兑处。1933年1月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金库后，国家银行总行开始代理国库，又增设金库会计科。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迎来了全盛时期。兴国、瑞金、石城各支行以及国家银行长汀县办事处，于这一时期陆续成立。同时，其他苏区的金融事业和组织也得到迅速发展，湘赣、湘鄂西苏区的金融机构统一发展成为国家银行湘赣省分行、湘鄂西特区分行。由于各地苏区仍未连成一片，处于分割状态，这些国家银行分行与总行业务上没有直接往来，仍独立发行货币。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领导机关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编入中革军委第二纵队第四梯队，监护国家总金库的资金，参加突围转移。次年10月到达陕北，与原陕甘晋银行合并，改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行址初设瓦窑堡。1936年7月，随中共中央迁至保安。1937年1月，再迁至延安。1937年10月，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改名为“陕甘宁边区银行”（简称“边区银行”），总行设在延安。
　　至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名义上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