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自我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摘要]在中国,自我教育思想和实践产生于20世纪初期。从历史角度考察中国的自我教育理论和实践发展历程,可以把中国的自我教育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建国前,自我教育思想的产生和初步实践阶段;建国至文革时期,自我教育实践逐步展开和探索阶段;改革开放以来,自我教育进入理论和实践的成熟和全面发展阶段。
　　[关键词]自我教育;中国;发展历程
　　[中图分类号]G643.1[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0)03 — 0077 — 02
　　
　　自我教育是人类实践活动中的客观现象,伴随着人类自身发展而发展。在中国,虽然具有自我教育色彩的思想和实践早已存在,但是自我教育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被使用是在20世纪初。在实践推动下,自我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成熟的过程,具体可以分为建国前、建国至文革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三个阶段。
　　一、建国前:自我教育思想的产生和初步实践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教育界掀起一场教育改革浪潮。在这次改革中,原有的教育模式被质疑,一些教育者提出“以学生为本位”的教育,倡导改变原有单纯灌输、教授的教学模式,鼓励学生自己学习、自己研究。1918年《教育杂志》10卷9号刊登署名“天民”的文章:《中学校亟须改革之点》,文中提出“教授法当采用自习主义”,“当奖励自学自习之风”,倡导学校设置自习室、实验室,减少教授时数,编辑学生自习书。美国教育改革家柏克赫斯特提出的“道尔顿制”于1922年传入中国,在吴淞公学中学部首先试行,到1925年已在多达57所学校推广实施。该模式中,学生自由选择在各自作业室自行学习,取消课堂讲授,代以作业大纲。也有的教育改革者提出了工读模式,提倡学生半工半读。例如民国教育家孙东荪、夏丏尊把工读、自学视为解决青年失学之方法。改革活动还不仅体现于知识技能教学领域,还有人将这种“自己教育”的精神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以及传统的个人修养结合起来,提出了以生活为导向的全面的自我教育,例如1940年正中书局出版的王慕陶著作《新青年之自我教育》。在这本书中“自我教育”实际上是作为“自己教育自己”的简称。书中指出所谓自己教育自己,是“用自己的力量去学习,把自己可能的自己去做,从实际做人上学做人,从实际做事上学做事,以宇宙为学校,万物为导师,生活为课程,刻刻不停地去找寻无限的知识之库,供解决一切问题之用。” ①书中所涉及到的教育内容比较广泛,不仅包括知识学问的增进,还包括个人修养和日常生活诸方面的,是一种比较全面的教育活动。
　　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原有的教育秩序被打乱,如何应对抗战局势成为教育界面临的重要问题,于是“抗战教育”成为一个中心议题,自我教育做为抗战教育的主要形式被广泛使用。这一时期的爱国主义教育家普遍使用了“自我教育”概念,这也是“自我教育”作为独立的词汇使用的开始。例如,1937年王洞若在9月21日《抗战教育》上发表的文章:《集体主义的自我教育》,黎明书局骆耕漠编写的《战时后方民众训练》等诸多材料中多次使用“自我教育”概念。1938年许多关于自我教育的书籍陆续出版,例如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抗战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生活书店出版的《战时教育论集》,怒吼出版社出版《告时代青年》,建国书店出版的《现阶段的青年运动》。在《抗战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作者的对抗战环境下的自我教育做出了解释,指出自我教育不仅指“自己教育自己”还包括“集体互相教育”。教育内容则包括认知教育、技能教育和组织教育。具体教育活动分为属于个人的活动和属于团体的活动,前者如工作修养、阅读书报杂志,分析时事;后者诸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运用、个别宣传和说服、对群众的口头宣传、开会等众多形式。当时的民族革命大学、陕西公学、抗日军政大学等“随营学校”成为自我教育的主要实践场所。具体的自我教育活动包括自学知识、具体实践、小组讨论、演讲、墙报、唱歌等多种形式。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中,为了纯洁革命队伍和教育广大指战员,党的古田会对于政治教育方法做了探讨和规定。古田会议决议要求干部要学会发动战士自己教育自己、管理自己,把自我批评作为部队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之一,开创思想政治工作重视自我批评之先河。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干部学校也非常重视自学和培养其独立思考和工作的能力。后来,广东龙川地区还组建了“革命干部自我教育培训班” 。在苏区还开展了社会普及性质的自我教育。俱乐部是社会教育普及组织,通过墙报、演剧、唱歌、演讲等形式促使广大群众进行“自我教育”。而且,此时的“自我教育”还作为“自学”的代名词使用。1941年的新华日报中设有“自我教育”栏目,主要涉及如何读书、读报,这种意义上的自我教育成为自我获得知识的主要途径。在党的自身建设中,自我教育常和自我学习、自我修养在一起使用,成为党的队伍保持党性和战斗力的的重要途径。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一些党的领导人提出要“自我学习”、“自我改造”,加强修养。1948年新式整军运动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三查”的重要内容,通过这次活动全军指战员普遍端正了革命态度,提高了思想觉悟,为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国统区,发动群众组织多种形式的自我教育成为我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形式之一,有力配合了前线的军事斗争。
　　二、建国至文革时期:自我教育的实践探索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1949年12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就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提出要“发扬自由思考,善于民主启发,正确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1950年10月全国高等学校政治课教学讨论会的通知规定了教学六原则,其中包括采用自学和集体讨论的学习方法。1951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要求每个共产党员应经常的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毛泽东在1950年6月第二次政协会议讲话中提出,“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这种教育工作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①这是首次明确对自我教育和自我批评的关系的论断。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毛泽东在曾经提出的对民主党派的方针政策“政治协商,民主监督,自我教育,广交朋友”中使用了“自我教育”,这一提法逐渐在政协工作中使用。此后,自我教育成为政协工作的重要内容。当时的自我教育活动主要是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组织讨论。1964年福建人民出版社的郑理实编写的《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一书中,提出自我教育的实现途径包括自我学习、参加阶级斗争实践、自我批评、学习先进榜样。
　　1958年全国范围掀起的工农兵学哲学运动是一个声势浩大的自我教育活动的。具体的方法是工农兵小组采用集体自学、小组讨论的方式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讨论在生活中如何运用哲学。这一做法普遍的提高了人民群众的哲学知识和素养,也对于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起到了极大地推动作用。随着林彪江青集团在政治上逐渐发展起来,为了加紧夺权,鼓动广大人民“革命”,以“自我教育”之名,踢开党委闹革命,打击老同志和正直的干部群众,严重影响了社会和国家秩序。对此,谭震林同志提出严厉批评,“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是整掉老干部。”②直到党中央果断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文革结束,这种盲目的政治运动才得以刹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