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统诵读法的文章学价值

　　诵读不仅是语文阅读的重要方法，其在写作教学中也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近些年，随着“经典诵读”的逐年升温，传统诵读教学也开始扭转近代以来的颓势，受到语文界乃至整个社会前所未有的关注。遗憾的是，人们只看到诵读对于理解、品味经典诗文的作用，而对其促进书面表达的文章学价值缺乏应有认识，其在写作教学中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应有重视。在写作能力日益重要的今天，我们很有必要对传统诵读法进行重新审视，认识其文章学价值及其在写作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一、我国传统诵读法的历史演变
　　诵读在我国语文教育史上源远流长、地位尊崇，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和独特的文化魅力。古人注重口耳相傳的“声教”，“乐”成为声教的重要元素，这为诵读的产生积累了原始经验。据史料记载，早在《周礼》中就出现了“诵读”：“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1]这里的“讽”“诵”互通，指的就是诵读。根据《说文解字》的解释，“诵”既是一种能表现语气语调、韵律节奏的读法，也是一种寓景于情、以声传情的表现方式。尽管后来派生出吟诵、朗读等近似词语，但诵读诉诸声音的本义是不变的。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私学的兴起，诵读诗歌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论语》中已有“诵诗三百，授之以政”[2]的说法，其中“诵”就是熟读成诵的意思。《史记》还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3]的记载，看得出孔子已经精于诵读并要求他的弟子也熟读成诵。由于诵读的方便易行，后来作为重要的读书方法代代相沿，备受重视。王充在《论衡》中提出“经熟讲者，要妙乃见”“积累岁月，见道弥深”[4]，意思是书读熟了才能懂得微妙意思，读得时间长了理解得才更透彻；《汉书》载，“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5]，可见诵读已成为当时选拔官吏的重要标准；韩愈《进学解》中称自己“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6]，可以看出“口勤”对于语文学习的重要作用。
　　而将诵读发展为一种重要教学方法的，则是宋代程朱理学的创始人朱熹。朱熹提出读书有六法，诵读是其第一要诀。他在《蒙童须知》中说，读书“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7]。他还主张读书要做到“心到”“眼到”“口到”，并且这“三到”中以“心到”最为重要。当时人们对诵读的重视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元代程端礼在《读书分年日程》里说：“每段要细读二百遍，默读一百遍，背读一百遍。”[8]即便除去夸张的成分，这在今天恐怕也是难以想象的。到了明清两代，随着西学东渐的加快和经世致用思想的传播，诵读这一古老的方法已渐露衰落的迹象，但人们对诵读的研究却没有止步。如王守仁根据儿童特点提出“口诵心惟，字字句句，演绎反复，抑扬其音节，宽虚其心意，久则义礼浃洽，聪明日开矣”[9]，其对诵读的论述已经触及学生的心理层面。不过从总体上看，明清时期的语文教学已演变成科举制度的附庸，考试采取墨义、帖经、写经义文等形式，这就促使学生“死记经文，熟诵注疏”，诵读教学也在这种死记硬背中走进了死胡同。1902年清政府制定的《钦定学堂章程》规定：“凡教授之法，以讲解为最要，诵读次之，至背诵则择紧要试验，若遍责背诵，必伤脑筋，所当切戒。”[10]从此讲授法越来越受到重视，而诵读则渐渐淡出了语文教学的舞台。即便今天的语文课程改革对诵读有所重视，但其地位与古代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二、诵读的文章学价值及其在写作教学中的运用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社会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各种形式的诗文诵读、经典朗诵活动接连不断。特别是2018年9月，教育部启动了旨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诵读工程”，这无疑将诵读法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诵读在提升语文素养方面的作用正愈来愈受到人们的认可与重视。但如果我们对诵读的认识仅仅停留在理解、品味和积累等阅读层面上，其价值会大打折扣，其在语文课堂上的地位也难以得到有效巩固。因此，评估诵读在文章学、写作教学中的价值显得十分必要。
　　其实，在古代，人们早已认识到诵读对于写作的重要作用，所谓“作诗须多诵古今人诗”（欧阳修语），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清人孙洙《唐诗三百首序》），等等。而十岁左右就能“诵读诗论及辞赋十万言”“诵徘优小说数千言”（《三国志·陈思王植传》）的曹植，“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韩愈《进学解》）的韩愈，“昼课赋，夜课书”（白居易《与元九书》）以至“口舌成疮”的白居易，连如厕都要“讽诵之声琅然”（欧阳修《归田录》）的欧阳修等，他们在文学上取得的辉煌成就，都不同程度地得益于少年时代的勤苦吟诵。
　　但是以上多为经验之谈，还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真正将诵读与写作联系起来考察，揭示诵读文章学价值的是清代桐城派的刘大櫆。他在传统“文气论”的基础上，从“养气”的角度提出了著名的“因声求气”说，主张“在读古人文字时，便设以此身代古人说话，一吞一吐，皆由彼而不由我。烂熟后，我之神气即古人之神气，古人之音节都在我喉吻间，合我喉吻者，便是与古人神气音节相似处，久之自然铿锵发金石声”[11]。刘大櫆强调通过诵读来感受文气、积养文气，认为熟到人我相通、化为己有时，就自然能写出好文章。之后的张裕钊对此作了补充：“故必讽诵之深且久，使吾之与古人沂合于无间，然后能深契自然之妙，而究极其能事。……吾所求于古人者，由气而通其意，以及其辞与法，而喻乎其深。”[12]他注意到了诵读对于体味文章用意、文辞、风格、技巧方面的作用，较刘大櫆的认识更为全面、系统。但他们都是从语言形式的角度谈“养气”，“因声求气”也只是积养文气的重要方法，多少带有形式主义的色彩，至于诵读对写作的直接作用，他们均含糊其词，谈论得并不透彻。
　　诵读对于写作究竟有什么益处？概括起来说，诵读的文章学意义主要在于语感的培养和体式技法的化用上。我们知道，语感是人们在长期的言语实践中养成的一种直接、敏锐的感悟、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并且语感只能在大量的言语实践中习得，主要包括吟诵、推敲、揣摩、分析和鉴赏等方式，其中诵读最符合语感生成的心理规律。从心理学角度讲，诵读是一种多功能的言语活动，既有视觉、听觉活动，还有发音器官参与其中，它通过眼、口、耳三条神经通道同大脑建立一种网状信号传递，其所形成的信号刺激强度以及使书面语系统内化的速度和牢固程度，要远远超过默读、谈论等其他言语方式。学生在诵读中不仅能积累丰富的语言材料，更能形成良好的书面语感和驾驭语言的能力，从而为写作打下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