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梁启超的职业教育思想与实践

　　摘要：梁启超是教育思想家，同时也是教育实践者。他在19世纪末所上的《请变通科举折》中，率先提出“智农工商”的思想；他提倡女子教育并试办女学堂；他提出设立职教团体并成为由黄炎培发起创建中华职教社的重要参与者。同时，他还积极地对在校学生进行演讲，1922年，应中华职教社举办的上海中华职业学校的邀请，他以《敬业与乐业》为题发表演说，提倡将趣味主义教育应用于职业教育以发展人的个性。
　　关键词：梁启超；职业教育思想；教育实践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5）05-0092-05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一生著述宏富，著有《饮冰室文集》，教育代表作有《变法通议》、《论教育当定宗旨》、《湖南时务学堂学约》等。时代召唤人才，梁启超的一生经历了甲午战争、八国侵华、辛亥革命，主持和参与了公车上书、维新变法与反袁复辟。国家与社会的动荡起伏，使这位科举神童提出变革科举、改兴学校的主张，他吸取早期改良派的教育思想，重视实业教育、倡导女权和女子教育，重视教学方法的选择与运用，其教育成果不仅在理论上比前人更加完备，而且均进行了积极的实践尝试。
　　一、开启民智
　　中国近代的职业教育由实业教育发展而来，并且随着国家和社会状况而几经沉浮。由洋务派在19世纪60年代提出“自强求富”为先，发展到“五四”时期的中华职教社宣言提出“以人为本”，在追求探索民族独立道路的同时，开明人士与教育家们逐步认识到广大劳动者中所蕴藏的生产力和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如洋务派领袖张之洞最初反复指责传统教育的弊病是“士有学”，而“若农、 若工、若商，无专门之学，遂无专门之才”。他兴办实业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专门之才”，促进产业发展，但与普通民众的关联并不大。及至1896年，他在《劝学篇》中提出以“养民”、“治生”为主的实业教育观，关注实业对社会生计的影响，其思想较之前明显有了进步。
　　甲午战败，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朝野震动。单纯学习西方坚船利炮，靠军事发展救不了中国，必须寻找新出路。一些人士认为兵战不如工战、商战，大声疾呼设厂自救，转而以发展民族工商业作为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提出“工战”不如“学战”，认为救国的基础在于兴学育才，将甲午战争的失败归因为日本遍设各类学校进行的教育改革。通过比较不同国家的国力盛衰和其人口人才的状况，最终得出人才数量决定国力强弱的结论。“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民少则国弱”，“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从而努力提倡实业教育。朝野人士一致认识到创办农工商学堂和矿业学堂，大力发展工商业，是振衰起微的重要手段。中国实业教育开始从军事技术教育向民用实业教育发展。
　　梁启超的实业教育思想的特点在于要培养“有用之民”。1898年5月，康有为、梁启超策划，由梁执笔联合在京考试举人百名上书《请变通科举折》，强烈要求废除八股取士之制，改革科举应试经济六科。梁启超第一次提出“欲富国必自智其农、工、商始”的思想。他认为世界的发展，由混乱而趋于平和，国家和民族兴衰之源也由力而趋于智。所以，开民智是当时中国想要自强的第一要素。而中国社会向来分士、农、工、商、兵五种，所以开民智，也即开农、工、商、兵之智。梁启超认为，由于广大的国民无智识，才使得农业不兴，工业无创新，商业产值低以致国力衰微。洋务运动期间虽开设了一批翻译学堂、实业学堂，但未取得最佳效果，梁启超认为原因有三：一是科举制不改，没有学习的人才；二是师范学堂不立，没有优秀的教师；三是专门之业不分，没有专攻致精某门技术的人员。因此，梁启超等人在戊戌变法期间提出设经济特科、废八股改策论、改书院办学校、罢武科设兵校等政策措施。
　　在变革社会的尝试与实践中，梁启超的教育思想与人权思想是紧密结合的，他进一步认识到教育可以培养一个人的国民性，也可能会造就一个人的奴隶性。发展教育培养人才在当时的最大目的是希望有助于民族独立，而不是培养附庸国民。拥有智识与技艺的国民，同样应该是具有独立自主、自治品质的新型国民，即新民。这种新民，一要具有社会公德意识，中国的道德传统偏重于私德，强调个人修养，倡导公德有利于建立国家伦理和社会伦理；二要具有国家观念，传统的忠诚所反映的仅是主仆间的隶属关系，新民应具备爱国、救国、报国的观念，而不是某个人或某一政权的拥护者；三要具有自由精神，具有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政治信仰，同时能够胜任资本主义社会大生产。所以，在开启民智的内容中，除了农工商业的生产知识、操作技能外，还包括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
　　二、强国必有女学
　　中国从父系社会时期开始，女性便一直处于附庸地位。生产力的低下以及封建道德礼教的束缚使得女子在古代社会处于劣势，而与身份地位相关联的教育也对女性关上了大门。鸦片战争后，封建清王朝的大门被迫打开，女子教育首先在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女学中兴起。甲午战争后，亡国灭种的形势日益严峻，使有志之士把挽救民族危亡的目光投到了占人口一半的妇女身上。在西方进化论与民权学说的影响下，维新派将兴女学作为解放妇女的突破口。于是在男女平等思想的影响下，出于救国的目的和强种的需要，中国的女子教育开始兴起。
　　1896年，梁启超在其主笔的《时务报》上发表《记江西康女士》一文，介绍了中国早期留美的女学生康爱德女士，通过她的经历和优异的学业成绩，号召社会及政府发展女子教育。之后，梁启超在《论女学》、《倡设女学堂启》等文章中专门论述了女子教育的必要性和女子教育的课业安排。梁启超认为，中国妇女缺乏教育，带来诸多危害：
　　第一，不利于提高妇女地位。女子想要得到与男子同等的社会地位，获得女权，包括学、业、政三个层次，学第一、业第二、政第三。首先是教育上的平等，唯有掌握文化技能，才能有职业，有了职业才能不依附男子而实现政治上的独立。当今社会，我们依然将教育公平、就业公平作为社会公平的重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