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薪尽火传，务实图强的“功勋校长”

　　他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总务长,三度代理校长，从1919年到1945年他先后主持校政17年，他学识渊博,精明干练,在那段“风雨飘摇、扰攘纷繁”的漫长岁月里克服万难并坚持办学,为北京大学的成长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如果把蔡元培为北大制定的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办学方针当成一座灯塔的话,他就是驾驶着北大这艘巨轮按其指定的方向前进的一位船长或者舵手”，他就是北大历届校长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
　　
　　
　　蒋梦麟(1886-1964)字兆贤,号梦邻,浙江余姚人,中国近代著名民主教育家。1903年参加院试考取秀才,1904年进入上海南洋公学就读,1908年赴美留学。1912年他毕业于加州大学教育系并获学士学位,此后即赴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1917年获该校哲学博士学位。在归国后的最初几年中,他曾经积极参与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各项活动,并成为《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的48位署名人之一。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后,他担任总书记并成为《教育与职业》的首任主编。他是从中国私塾走进西洋自由学府的人,是身兼“秀才”和“博士”两种头衔的新型文化人。从民国初年起,蒋梦麟先后担任过北京大学总务长、代理校长,浙江大学校长,中华民国教育部长,1930年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直到抗战胜利。
　　
　　承“恩师”之鸿志 扬“五四”之新风
　　
　　蒋梦麟早年曾在绍兴中西学堂跟随蔡元培学习,两人从此结下师徒之缘。留美回国后,蒋梦麟又受到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提携,先后担任北大总务长和代理校长,以致后来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可以说,蔡元培“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在蒋梦麟心中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以至他在继任北大校长之后的很多举措都延续了其师的风格。此外,“五四”运动掀起的思想飓风对蒋梦麟的影响不可小觑,西方世界“民主、科学”的新思潮在他的教育学说中也存有明显的痕迹。
　　“思想自由,民主治学”:五四运动以后,独裁统治留给学术自由的空间越来越小。作为饱受西方文明熏陶的自由主义者,蒋梦麟依然坚持学术自由的思想原则。1923年著名的“科玄之争”,即是他坚持思想自由的明证。当年论争双方的主要人物都是北大的知名教授,一方是以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励为代表的“玄学派”,一方是以丁文江、胡适为代表的“科学派”。蒋梦麟作为校长始终保持中立,任两派自由辩论。1926年后,他先后任国民党浙江省府委员、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后一度出任行政院秘书长。但他并没有因自己的政治立场而忘记学术自由,排斥“异已”的学术思想。在20年代,北大讲堂上依然有《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唯物史观》和《工人的国际运动》等课程,一批思想进步的教授依然立于北大讲坛,共产党人李大钊直到1926年发生“三一八”惨案时才离开北大。30年代的北大仍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术在讲坛上讲授,当时开设的课程还有《社会主义之理想及其系统》和《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面对蒋介石政府的血腥统治,蒋梦麟尽最大努力维护了北京大学学术思想的独立和学术的自由。
　　
　　另外,蒋梦麟在北大坚持并发展了蔡元培的“教授治校”管理模式,向着民主治学的理想更进一步。在进入北大任职后,他始终努力推行民主治学的方针。在他看来,“北京大学为新思潮发生地,既有新精神,不可不有新组织,犹有新酒,不可不造—新壶。”因此,1919年9月后,蒋梦麟结束“代理”校务,留在北大,一方面受聘为教育学教授,另一方面帮助蔡元培完善民主治学的工作,并出任总务长。蒋梦麟还提出这样的设想,“会员由教授互选,取民主之义也。行政会议及各委员会之会员,为校长所推举,经评议会通过,半采民主主义,半采效能主义。总务长及总务委员为校长所委任,纯采效能主义,盖学术重民主,事务则重效能也。”
　　而他的这种制度设计对完善当时北大的管理体制产生了积极作用,其核心正是坚持教授治校的原则,同时辅以健全的组织。当然,蒋梦麟明白,他的民主治学方针不能逾越时代的局限,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不得不在强权政府和民主的知识分子之间寻求妥协。30年代他在北大推行的“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方针,正是这种妥协的结果。
　　“中西合璧,文理并重”:在教学中,蒋梦麟注重中西结合、文理沟通,即不仅注重中国传统学问,而且吸收西洋学术;不仅要研习人文科学,尤应重视自然科学。他认为,文化是多元融成的。文化的进步,是新旧相通、固有的与外来相通的结果。中国社会的进步要靠文化的进步,文化的进步有赖于中西结合,尤其有赖于引入传统文化中极其缺乏的科学文化。他指出:“若为今日之教育图长久计,当取中国之国粹,调和世界近世之精神:定标准,立问题,通新陈交换之理,察社会需要,采适当之方法以推行”。1920年12月,蒋梦麟在北大校庆的讲演中,提出了北大今后努力的三个方向。这三个方向同时反映出蒋梦麟的教学思想:第一,“当输入西洋的文化,用全力注意他”。这不仅因为中国当时很多学问皆来自西洋,而且因为“国学”的整理也有赖西洋的科学方法。第二,“当整理国学”。这不仅因为未经整理的国学不易普及,更因为一个中国学生对本国的文化了解愈深,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便愈易。第三,“当注重自然科学”。因为一方面,“西洋文化所以如此发达,就是因为他们的根基,打在自然科学上”;另一方面,“中国思想集中于伦理关系的发展上”,“纯粹科学”最为缺乏。由此,他从文化多元观出发,确立了中西结合、文理沟通的思想。在北京大学任职期间,他始终主张:首先,既重视中文,也重视外语。他要求,入外国文系者须有国文根底,入国文系者须有外文成绩。其次,努力解决文理隔绝不相通的弊端。为此,北大理学院把国文作为一年级必修课,而文学院则开设《科学概论》,介绍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考古等方面的知识。再次,在院系设置上,不仅有传统的、人文的学问,尤重西洋的、科学的学问。北大在1924年后相继增设教育、东方文学、生物、心理系等,充分反映了蒋梦麟中西结合、文理兼通的主张。1930年后,他尤其注重发展理学院,在教授的选聘、图书仪器的添置上,均着实用力,使北大在“注重自然科学”方面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绩。
　　
　　实践:从“部长”到“校长” 游刃并且有余
　　
　　蒋梦麟的教育生涯可谓一波三折,从北京大学校长到浙江大学校长,再到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委,甚至是中华民国教育部长。无论是作为中国知名学府的一校之长,还是中国教育界的最高行政长官,蒋梦麟始终都是兢兢业业,求真务实,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尤其是北京大学的成长作出了十分卓越的贡献。
　　“为官一任,约法四章”:1928年,在蔡元培的支持下,蒋梦麟出任中华民国教育部长。次年,蒋梦麟便主持颁布了《大学组织法》、《专科学校组织法》、《大学规程》和《专科学校规程》四部法规。这是民国以来我国最完善的高等教育法规,也成为奠定我国高等教育体制的基本法规。通过这两法两规的制度规范,中国高等教育结束了清末以来的混乱局面,并开始形成以多科性的综合大学为桥梁,以多学科或单学科的独立学院和专科学校为辅助的完整体系。同时,蒋梦麟主持制定的这四部法规在当时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确立了建构多层次的高等教育体系的方向。此前的教育体制一直没能解决好高等教育机构的合理设置问题,不能体现大学的区域差别,不能兼顾大学设置的内在价值和直接服务社会的实用价值,院校的系科设置出现明显的重复、混乱。为此,从教育部出发统观整个国家的高等教育,首先就要解决大学的设置标准问题,按照标准对院校进行整顿。蒋梦麟提出“大学者,为研究高等学科而设”,认为高等教育的一大任务是进行学术研究,作真学问,培养作真学问的人。因而高等教育应该分层次,最高层次应该是研究学问的综合性大学。同时,蒋梦麟还提出从实际要求出发,进行职业教育。蒋梦麟认为,“职业教育为二十世纪工业社会之一大问题,吾国青年之立身,国家之致富,多是赖焉。”职业教育不仅涉及个人发展,更是国家发展的直接出路,尤其是我国社会的现实更需要职业教育的发展。因此,蒋梦麟提出高等教育不仅是作真学问,还要直接服务社会,为社会进步出力,将文化教育和职业教育并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