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美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与早期留学生
内容提要 美学作为西方的学科，在明清时期传入中国，并发展创新成中国特有的美学模式，有赖历史和关键人物的推动，当中最有力的推动者，当数初期中国留外学生。他们的经历、思想、对国家民族的抱负，以及对外来学术的理解与诠释，都为中国文艺学的近现代化打下不可磨灭的基础。本文拟分析一批著名的最早留外学生，他们如何推动中西学术，来探讨中国美学的发展历史与收获。
关键词 晚清 西学东渐 美学 留学生
〔中图分类号〕B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8)05-0019-05
著名学者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鸦片战争以后，渐怵于外患;洪杨之疫借外力以平难，益震于西人之‘船坚炮利’……青年学子，相继求学海外，而日本以接境故，赴者尤众。壬寅癸卯间(1902—1903)，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0页）近代以来出国留学热潮的出现和译述之业的盛行，是西方思想流派输入的重要原因，也同时为美学的输入准备了主、客观条件。一时间，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胡适、鲁迅、邓以蛰、宗白华、朱光潜等纷纷走出国门，又纷纷把西方的美学传入中国。正是由于他们东渡扶桑和西去欧美，孜孜求学，又成批归来，中国美学才开始发生空前的变革──由封闭、零散的古典形态开始走向革故鼎新、多元化、系统化的开放时代。在这个过程中，作为西学东渐重要内容的美学，虽不是移植最早、发展最快、成果最多的学科，但从其零星知识的引进，到后来的系统发展，无不浸染着留学海外的每一个有识之士的辛勤努力。
一、相关的研究成果
美学东渐，由来以久。早在明清之际就已揭开序幕。1623年，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在《西学凡》中就曾谈到，西方哲学里的形而上学，包含有专门讨论“美”的内容。“斐禄所谓第三家之学，所谓默达费西加者，译言察性以上之理也。──分为五大门类，──三总论物之真与美”（注：艾儒略：《西学凡》，收入李之藻辑：《天学初函》（第1册），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再版，第31-41页）。
1624年，意大利传教士毕方济（Francois Sambiasi）口授、徐光启笔录的《灵言蠡勺》一书出版，其中卷上《论爱欲者》和《论至美好之情》两节，从“美”与“欲”的关系问题着眼，较完整地论述了对于“美”的看法。作者强调，“爱欲所向，无有不以为美好者”，“凡美好，若不先知之，则不为爱欲所向。若先知之，则真美好是其所向，即本非美好而蒙美好之貌，亦是所向”，例如，“欲死者，为是生时，必有甚苦，──则亦以此死为美好也”（注：〔意〕毕方济口授、徐光启笔录：《灵言蠡勺》。收入李之藻辑：《天学初函》(第2册），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再版，第1190-1192页。此书是论述天主教所称“灵魂”的哲学书）。
1873年，德国传教士花子安（Ernst-Faber）以汉语着《大德国学校论略》（重版又称《泰西学校论略》或《西国学校》）一书，最早在汉语文化圈使用“美学”概念，他称西方美学课讲求的是“如何入妙之法”或“课论美形”，“即释美之所在：一论山海之美，乃统飞潜动物而言；二论各国宫室之美，何法鼎建；三论雕琢之美；四论绘事之美；五论乐奏之美；六论词赋之美；七论曲文之美，此非俗院本也，乃指文韵和悠、令人心惬神怡之谓”（注：花子安：《泰西学校•教化议合刻》，商务印书馆，1897年，活字版重印本，第4-6页）。但美学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却是早期留学生从有关西方及日本的各种译著和编著中开始的。如1901年王国维翻译日本牧濑五一郎著的《教育学》一书中（注：日本牧濑五一郎著，王国维译：《教育学》，在1901和1902年的《教育世界》连载），就较早出现了“美感”、“审美”、“美术”、“审美哲学”、“审美的感情”、“宏大”等现代美学词汇。此外，王国维还著有《孔子之美育主义》等文（注：王国维：《孔子之美育主义》，《王国维文集》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堪称现代美育在中国的最早传播人、研究家和提倡者。后来，蔡元培等又继承了他的事业，使得“美育”的倡导，历史地成为诱导和开启中国现代美学的重要阀门。
我们不得不承认，美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模仿色彩很浓，接受西方美学的影响强烈，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称其为“翻译美学”。1915年的《述美学》一文，无疑是国人集中译介的关于西方美学发展史的最详明文字了，是一篇描述美学学科的重要论文，言简而意赅。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开篇就认定“美学为中土向所未有”，有必要对美学这一欧洲独立的“最新之科学”进行介绍。他认为鲍姆加敦“所论感觉之学，一以美为指归；于是Aesthetica一语，在昔为感觉学之意者，至是遂转为美学之解”，从而忽视了汉语翻译上的“转化”（注：徐大纯：《述美学》，1915年刊载于《东方杂志》）。至于1903年蔡元培译的《哲学要领》一书，则最早介绍了“美学”的词源及其原初意义。其言曰：“美学者，英语为欧绥德斯Aesthetics，源于希腊语之奥斯妥奥，其义为觉为见。故欧绥德斯之本义，属于知识哲学之感觉界。康德氏常据此本义而用之，而博通哲学家，则恒以此语为一种特别之哲学。要之美学者，固取资于感觉界”（注：〔德国〕科培尔讲述，〔日本〕下田次郎笔录，蔡元培译《哲学要领》，上海：商务印书馆，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转引自周佳荣：《蔡元培著译书籍解题》，载《当代史学》(第4卷第3期)，香港浸会大学）。这对于国人了解西方美学的底蕴，自然也是不无益处的。
另外，像民初多次重版的《哲学大要》、《新制哲学大要》（谢蒙编）等书，也都有“美学”专节，对传播西方美学起过积极作用。对中国美学王国维的《哲学辨惑》(1903)、徐大纯的《述美学》(1915)、蔡元培的《哲学大纲》(1916)、萧公弼的《美学•概论》(1917)都对中国美学具有重要的学科建构意义。但体现“翻译美学”之特点方面也最为突出。如1916年蔡元培编写的《哲学大纲》，系根据德国哲学家历希脱尔(Richter)的《哲学导言》(Einführung in die Philosophie)为本，兼采泡尔生(Paulsen)及冯德(Wunde)的《哲学入门》(Einleitung in die Philosophie)补充译述而成。
其次，中国近代美学中原创性的成果不多。自20世纪20年代起，本土出现了首批“美学原理”：吕澄的《美学概论》(1923)，陈望道和范寿康同年同名出版的《美学概论》(1927)，吕澄的《美学浅说》(1931)。但这些著作明显受到西方美学的深刻影响而缺乏原创性思想。以吕澄的著作为例，《美学概论》和《美学浅说》明显接受了梅伊曼(Ernt Meumann）两本美学专著《当代美学引论》(1908)和《美学的体系》( 1914)的“美的态度”说。梅伊曼认为美学研究的对象包括:艺术创造活动、艺术作品、艺术欣赏和审美判断、艺术文化或审美文化。
到了现代，美学已不再作为新鲜引入中国的学科，其研究也不止于推介和外借后的本土化，于是一系列以美学读解中国文化的原理性研究成果出现:作为推介美学的大宗师，宗白华先生当之无愧，他的《美学散步》（1981）汇集了他一生最精要的美学篇章，其词句典雅优美、充满诗意，是中国美学经典之作和必读之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1987）则将外国现代美学理论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相结合，论述了美感经验、文艺与道德等诸多问题，同时对西方一些主要美学流派进行介绍。李泽厚的《华夏美学》与《美的历程》（2001）构成了中国美学史的内外篇，均系李泽厚先生讨论中华传统美学的专著。本书从哲学高度论述了华夏文化强调理欲交融的非酒神型特征，从内部描述其发生、发展、变化的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