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天津市治安维持会”的基本特征

　　[摘要]1937年8月1日成立的“天津市治安维持会”，是日本侵略军在华北占领区最早扶植建立的傀儡组织之一。该伪组织遵照日军意旨，临时代行天津市府职权，在协助日军维持战争初期社会治安、镇压抗日活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分析“天津市治安维持会”的基本特征，如人员构成上的复杂性，政治上的对日依附性，行政上的准政府性，活动内容的示范性，组织上的过渡性等，以期读者对该伪组织的反动本质有进一步地了解和认识。
　　[关键词]天津市，治安维持会，特征
　　
　　1937年7月底，日本侵略军攻陷天津后，为尽快确立殖民统治秩序，很快拉拢一批亲日派人物，迅即成立了一个过渡性伪组织——“天津市治安维持会”。该伪组织建立后，忠实秉承日本占领军意旨，在“维持当地治安”、贯彻日本殖民统治政策等方面曾发挥重要作用，并为嗣后建立天津、河北等伪政权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和组织基础。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伪组织，学术界对其建立后的活动情况有所描述，但对其主要政治特性，相关论著鲜少论及。笔者经过挖掘和分析相关史料，认为伪天津市治安维持会具有人员构成上的复杂性、政治上的对日依附性、行政职能上的准政府性、活动内容上的示范性、组织上的过渡性等基本特征。了解这些基本特征，不仅对认识该伪组织的反动本质有所帮助，而且对揭露抗战初期日本“以华治华”的侵略策略也不无裨益。
　　
　　一、人员构成上的复杂性
　　
　　在战争初期扶植建立亲日的治安维持会，协助日军维持当地社会治安，是日本侵略当局早就计划好的政治谋略。早在1935年日军参谋本部制定的《昭和十一年度北支占领区统治计划书》中，在“统治要纲”项内就特别强调，当华北各地国民政府政权被打倒后，“政治机关的作用将一时中断”，所以，日军各部队“应尽可能迅速在各地临时设立治安维持会，负责维持治安，并切实指导其逐步完善，逐渐扩充为地方政权”。这说明，早在两年前，日本侵略军就把成立治安维持会作为其在战争初期统治华北占领区的重要策略手段，以便于日军利用该伪组织恢复占领区的治安，掠夺占领地的资源，减少向前进攻的日本侵略军的后顾之忧。
　　为贯彻上述谋略计划，驻天津的日本驻屯军参谋部和特务机关积极物色对象，网罗一批失意的旧军阀政客，成立了“三同会”、“中日密教研究会”等亲日组织，以便必要时为其所用，北洋旧官僚孙传芳、刘玉书、沈同午、王揖唐、王克敏、张弧、齐燮元、钮传善、温世珍、高凌蔚等均加入其间。这些亲日人物为了重新出人头地，不顾民族大义，积极与日方勾结，鼓吹“中日亲善”，随时准备为日方效力。
　　1937年7月下旬，在日军对平津发起全面攻击前夕，日本天津驻屯军特务机关头目茂川秀和即开始积极物色人选，筹划成立天津市伪组织事宜。7月25日，茂川秀和通过老牌亲日派张弧出面，召集高凌蔚、钮传善、刘玉书、沈同午、孙润宇等开会，茂川暗示，日军即将占领天津，“希望大家对中日之间的问题多做努力”，众人心领神会。27日，茂川又找高凌霨商量伪组织人事问题，高向茂川献计说：“天津是个大商埠，如果成立组织，除了前天的几个人，还应多邀请天津的各方面人士参加为好。”茂川采纳了高的意见。28日，茂川等大致确定了以高凌蔚为首的天津市治安维持会委员人选。
　　8月1日，伪天津市治安维持会宣告成立。该会发表宣言称：“此次天津忽启战端，以至战事推演，波及无辜市民。迨保安队四散，各机关人员亦放弃职务，陷津市于无政府状态。凌蔚等或分属乡人，或久居津土，不忍漠视，乃从市民之请，出而组织天津治安维持会，以期恢复秩序。”宣言虽然冠冕堂皇，声称要救助灾、难民，“俾津市人民速离痛苦之境”，但其协助日本占领军恢复治安秩序的主旨还是流露于字里行间。
　　伪天津市治安维持会设委员长1人，委员10人，委员兼任维持会各部门负责人。伪天津市治安维持会委员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以高凌霨、钮传善、刘玉书、沈同午等为代表的旧北洋政府官僚政客；二是以王竹林、方若、赵聘卿、邸玉堂等为代表的绅商势力，而以第一类人员为核心成员。据资料记载，伪天津市治安维持会委员及各部门负责人简历如下：
　　委员长高凌蔚，字泽畲，时年68岁，天津人。直系军阀曹锟的红人，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农商总长、税务督办等职。
　　委员兼长芦盐务管理局长王竹林，时年82岁，天津人，绅商。曾任北洋政府盐务督办等职，时任天津市商会会长。
　　委员兼高等法院院长方若，字药雨，时年69岁，浙江定海人。借助日本驻天津总领馆势力而发财的资本家。
　　委员王凤鸣，字晓岩，时年62岁，天津人，绅商。时任天津市银钱业公会会长。
　　委员兼社会局局长钮传善，字元泊，时年60岁，江西九江人。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等职。
　　委员兼总务局局长孙润宇，字子涵，时年57岁，江苏吴县人。曾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后任天津市府秘书长。
　　委员赵德珍，字聘卿，时年57岁，天津人，绅商。时任天津市商会委员。
　　委员兼教育局局长沈同午，时年53岁，江苏常熟人。曾任直系军阀孙传芳的师长。
　　委员兼公安局局长刘玉书，时年52岁，四川遂宁人。曾任直系军阀孙传芳的参谋长。
　　委员兼财政局局长张志潋，字次迈，时年49岁，河北丰润人。曾任天津市财政局长。
　　委员邸玉堂，时年37岁，河北枣强人，绅商。时任天津市商会委员。
　　卫生局局长侯毓汶，字希民，江苏无锡人。北洋政府时期曾任医官。
　　秘书长刘绍琨，时年32岁，辽宁旅顺人。中国青年党天津市负责人、日本特务。
　　以上情况表明，在天津市治安维持会13名委员和部门负责人中，有7人曾在北洋政府任过高官，占总数的54％。这些北洋政客之所以招之即来，主要是想借与日本人合作之机，重新出山，恢复往日的权势和地位。而日本侵略者起用他们，一来是想利用他们原有的资望和影响，二来也暗含着对国民政府正统性的否定。二者互有需求，一拍即合。天津市商界人士5人，占总数的38.5％。至于绅商人士参加维持会，一是日本方面竭力拉拢他们借以提高维持会的影响力，二是与绅商求稳怕乱，希图通过与日本人合作来确保自己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
　　至于一般职员，则尽可能从原天津市府旧工作人员中搜罗充任。譬如以孙润宇任局长的总务局，就把“恢复市府旧职员”作为重要的用人原则。该局额定人员80人，招募原市府职员达50多人，“竟占全额十分之七，其余不足人数，始物色相当人员补充”。在财政、警务、教育等系统中，原市府人员也录用不少。一般公务人员参与维持会工作，动机各异。除少部分人想乘机捞一把外，多数人恐怕是出于养家糊口的需要。公务员的薪资毕竟是他们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而整饬战火兵燹造成的无政府状态，恢复基本的社会秩序，也是他们所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