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公共外交的历程与特点

　　从新中国成立迄今，中国公共外交的实践经历了“初创期”“调整期”与“建制期”三大阶段，建立了以“对外传播”和“人文交流”为主要支撑的战略架构，并形成了“主动引导”“内外并重”“依托传统”等鲜明的特点，凸显了中国公共外交含蓄、包容与强调合作的内在机理。
　　新中国公共外交的历程
　　“公共外交”这个名词真正为我们所用在2001年美国“9·11”事件之后。之前虽然没有“公共外交”一词，但我们一直以不同的形式践行着“公共外交”之实。总体而言，可以把新中国的公共外交分为三大阶段。
　　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末是初创期。尽管建国之初我国的宣传基础并非一片空白，但需要重建与整合。1949年10月，新中国一成立，我们就建立了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下设新华通讯社、广播事业管理局和国际新闻局（1963年又改组为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简称外文局）等。截至1966年初，新华社国外分社已发展到51个，初步形成了国际报道网络。对外发稿也从最初只用英文发展成为使用五种外文的对外传播体系，发稿对象广及世界87个国家；同时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广播语种达到32种。1958年3月，在周恩来总理支持下，隶属于外文局的中国唯一一份新闻周刊《北京周报》在北京创刊，致力于向国外及时报道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对外关系的发展情况。当时印度、印尼等第三世界国家以及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领导人的办公室都订阅了《北京周报》，将其作为了解中国的重要渠道。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由于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我们的对外宣传开始转向以输出中国革命经验为重，忽视受众特质，极大地影响了对外传播的信度和效度。不过，尽管彼时我国的对外宣传受到冲击，几近停滞，但在人文交流方面还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一方面依靠建国之后与亚非拉国家的广泛联合，得益于他们的支持，我们在1972年恢复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另一方面，由于与苏联关系的调整，我国与西方国家的敌对关系开始得到缓解。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中美关系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中美之间“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成为一个生动的注脚；中日之间秉承“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原则的“民间外交”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1972年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的发展与改善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20世纪80年代至冷战结束是调整期。这一阶段正值改革开放的前十年，我国的内外政策都进行了较大调整，和平与发展被确定为时代的两大主题，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国际关系战略为灵活务实的对外政策所取代。我国的公共外交实践也强调“去革命化”“去意识形态化”，以期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这一时期，中国公共外交开始搭建“对外宣传”与“人文交流”并重的战略架构。1980年，中宣部、中联部、外交部、文化部、广电部、国务院侨办、新华社、港澳办等十四家单位成立“对外宣传小组”，负责我国的国际宣传及对港澳台侨的宣传工作。1986年，“对外交流文化协会”在文化部的指导和支持下成立，旨在通过与各国的民间文化交流与合作，增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友谊，共同促进人类的文化事业。在对外宣传方面，1981年，我国创办了综合性的英文日报《中国日报》和《瞭望·海外版》《人民日报·海外版》等。当时新华社外语通讯稿件每天达到300多条，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受众人数也达到百万。在人文交流方面，这一阶段我国与其他国家制订的交流计划达到253个，涉及艺术、广播、影视以及书籍等多个方面。中日关系、中美关系亦进入形式多样、广泛合作的“蜜月期”。我们与亚非拉国家的交流也继续向前推进，1988年，应毛里求斯和贝宁政府之邀，“对外交流文化协会”分别在两国首都路易港和科托努设立驻外机构即中国海外文化中心，与驻在国民众进行文化交流，扩大中国影响。
　　冷战结束以来是建制期。这一阶段中国公共外交的发展重在体制的建设。在大多数国家，公共外交最重要的国家行为体是外交部。但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在公共外交事务中扮演主要角色，负责公共外交活动的规划和指导。中央对外宣传办是1990年恢复组建的中共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的日常办事机构，于1991年6月1日正式办公。国务院新闻办成立于1991年6月4日。这两个部门的成立是我国对外传播管理体制的一大变革。尽管这两个部门常被称为“一体两面”，但其具体职责各有侧重，基本原则是党政分工。中央对外宣传办主要在思想政治方面给予指导，而国务院新闻办则在对外介绍中国情况担任组织协调工作。1997年，中共中央宣传部要求在英文中把宣传一词的译法从Propaganda调整为publicity，这说明我国在公共外交实践中希望适应形势变化，有所创新。
　　不过，作为公共外交政策的执行部门，外交部在我国公共外交政策制定中仍然肩负重任。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足迹遍布世界，“中国威胁论”开始成为国际舆论常用的论调。这意味着，在解决了“挨打”“挨饿”问题之后，如何不再“挨骂”提上了议事日程，让世界各国人民理解和平发展的中国形象尤为重要。2001年“9·11事件”之后，公共外交成为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界的研究热点，许多国家把公共外交作为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在此背景下，2004年，外交部成立了公众外交处，2008年又更名为公共外交处。尽管二者只是一字之差，但很大程度上表明了一种理念的转变，外交服务公众的视域从国内向国外拓展。2009年10月，公共外交处升格为公共外交办公室，专司外交部、驻外使领馆公共外交的统筹规划和综合协调。2010年8月，外交部成立了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由资深外交官和专家学者组成，向国内外公众阐释推介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发展理念。同期，各地方外事机构也积极参与公共外交活动，纷纷成立地方公共外交协会。2012年12月31日，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在北京成立，其职能为辅助外交部调动社会资源和民间力量推进公共外交。这一时期的制度建设为我们的公共外交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