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朱熹教育思想比较研究

　　[摘要]苏轼与朱熹教育思想的形成都主要以传统儒学为根基，因而，他们教育的目标、内容、方法等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又在各自的教育实践中去创新与总结，从而产生具有个人特色的教育理念。通过对比其二人教育哲学的异同去探索其思想光辉对现代教育的意义。
　　[关键词]朱熹;苏轼;教育思想;比较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9）06-0189-03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9.06.084 [本刊网址]http：//
　　一、国内外研究状况
　　苏轼与朱熹均有着丰富的教育思想内涵，在学界各有其相关的研究论述。期刊方面，关于苏轼教育思想的论文在中国数字期刊网上的数量不算多，较为突出的有河南大学韩鸿伟的硕士论文《苏轼教育思想研究》（2008）;范琐哲、徐金玲的《苏轼的教育思想研究》（2008）;吴洪成、许娟的《苏轼教育思想初探》（2014）等，这些论文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苏轼教育的某一个侧面。可喜的是，从检索的数据来看，人们对苏轼教育思想的研究成果呈增长趋势。相较于苏轼教育思想的被忽视，关于朱熹的教育思想历来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在期刊网上能检索到743篇相关的论文，从1982年陈献明的《朱熹的教育思想》到1995年俞斌、瓯石《略论朱熹的教育思想》再到2017年南京师范大学姚宇轩的硕士论文《朱熹道德教化思想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无论在哪个时期，学者对朱熹教育思想研究的脚步从未停止过，从单纯的理论思想研究到对其实践性的挖掘，朱熹的教育思想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在专著方面，能够代表苏轼近年来的研究较高成就的有王水照于2015年出版的《苏轼研究》与冷成金出版于2016年11月的《中国苏轼研究》，二者的书籍都较为全面地分析了苏轼的思想、品评及其影响等，但是并没有特别的章节介绍苏轼的教育思想，张帆于2015年出版的《苏轼教育思想研究》从苏轼的教育思想出发，揭示了苏轼泛爱苍生的情怀和人格魅力。关于朱熹的教育思想研究的著作很多，其中专门研究朱熹的教育思想和活动的有周德昌的《朱熹教育思想述评》（1987）与韩钟文《朱熹教育思想研究》（1989）强调了从人性论的角度研究朱熹的教育目的为“存天理、灭人欲”同时也从国家人才培养等多角度分析了朱熹的教育思想;张品端、姚进生、陈国代等的《大教育家朱熹》（2010）分上下两篇对朱熹的教育历程和教育思想两个方面的研究;姚进生的《朱熹道德教育思想论稿》（2013）主要从道德教育角度来剖析朱熹的道德思想精粹，极其详尽。
　　在国外，一方面，韩国早在高丽中期就有李奎报门人崔君址的《东坡文集》，20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对苏轼文学做专门研究的人越来越多，如洪璃钦的《苏轼文学对韩国文学的影响》;另据现有资料记载，《东坡词》早到1235年由入宋日僧带回日本，1905年还成立了苏轼学会;近百年来，欧美国家也开始出现研究苏轼的学者，美国汉学家唐凯琳研究苏轼已有二十多年，美国美中文化交流委员会把三苏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课题之一，虽然大多西方学者主要从文学方面来解读苏轼，且他们的研究题目不太平衡，不成体系，但近年来海外学者对苏轼的研究有着多维化的趋势。越南学者阮延俊于2014出版的《苏轼人生境界及其文化底蕴》，从儒、道、释思想宗教角度，论述苏轼执着而又旷达的生命境界，坦荡而又超然的人生态度，代表着海外学者对苏轼研究的较新论著。另一方面，朱子学影响远及东南亚和欧美诸国，成为东亚文明的体现。国外朱熹研究成果丰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留美学者陈荣捷，其创作了多部研究朱熹的著作，包括《朱学论集》（2007）和《朱子新探索》（2007）等，書中内容涉及不少朱熹的教育活动和道德教育思想。美国朱子学研究专家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的《朱熹的思维世界》（2011）、余英时编著的《朱熹的历史世界》（2011）、狄百瑞（Debary）和查菲（chaffee）合编的《形成时期的新儒学教育》（1989）等著作具有对朱熹教育思想论述的章节。韩国学者赵峻河编著的《朱子家礼与沙溪金长生的理学》（2009）重点研究了朱子家礼对个体道德养成的教育。国外对于朱熹教育思想的研究著作还有很多，不逐一列举，但目前尚未有资料证明海外有苏轼与朱熹教育思想比较研究的作品。
　　二、苏轼与朱熹的教育目的比较
　　苏轼所倡导的教育旨在培养理想的君子，“古之君子，刚毅正直，而守之以宽，忠恕仁厚，而发之以义。故其在朝廷，则士大夫皆自洗涤磨淬，戮力于王事。”士仅有才学并不足以立世，更为重要的是还需有“气”。如果士均能胸怀浩然正气，则“必不肯附权幸以取容，其肯从君于昏乎！”体现出一种人格的独立，这种独立是发自灵魂的气节，无关乎当下之处境。苏轼一生历经大起大落，被贬谪的时间总计有十一年，占了他官宦生涯的三分之一，但其个性乐观旷达，身处逆境仍保持积极向上的人格独立，他清醒而坚持，被困党争之中无所偏倚，翩翩君子，遗世独立。在《上梅直讲书》中他写道：“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有大贤焉而为其徒，则亦足恃矣。”感念欧阳修的知遇之恩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理想的师生关系的看法。与苏轼同呼吸、共命运的苏门六君子一向为其所看重，而苏轼所重的恰是他们身上的符合其“君子”标准的道德人品。儒、佛、道等诸多思想对苏轼的教育思想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苏轼所称颂的“君子”之道正是对传统的孔孟之道的传承，同时，苏轼推崇的“君子”也包含儒家思想中的博学、坚毅、忠实等优良品质。
　　而朱熹教学的基本目的是培养“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圣人”。这无论乃圣君所规定的等级，是人生来就安排好的，人既不能改变也不可逾越这种伦理等级。通过学习则“明五伦”扮演好自己在这五种关系中的角色，摒弃“气质之偏”“物欲之蔽”约束自己，严格遵循封建等级制度，对国家的稳定发展至关重要。朱熹提出：“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物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在朱熹的眼中，教育不是为了“钓声名取利禄”而在于成为“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的国之所需的人才。这里的“义理”所指就是“三纲五常”，这个纲常便是前文中的“五伦”。至于“修其身”就是要求人们按照这“义理”的要求去“迁善改过”，以形成为朱熹教育思想中最理想的“圣人”人格，晓理知义，大公无私，如此，为君乃“圣君”，为臣便是“忠臣”，为之则是“孝子”，“然后推己及人”，就能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