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教育史上的“二月来信”

　　政策解读
　　1964年3月10日，毛泽东批示一封群众来信：“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于是便有了3月31日教育部临时党组发布的《关于克服中小学学生负担过重现象和提高教学质量的报告》。 报告指出，学校存在片面追求升学率和教学制度、教学方法不合适的问题。为解决以上问题，禁止以升学率为标准衡量学校、教师工作的好坏，排学校和班级的名次。禁止举行学期、学年的统考。禁止以大量留级的办法淘汰学生和限制毕业生报考。禁止在考试上舞弊、在学生的政治鉴定方面弄虚作假。不要放松非毕业班级的工作而去突击抓毕业班。不要任意改变教学计划，突击复习备考。不要离开教学大纲和教科书，为了考试而另搞一套复习大纲和任意补充习题。不要引导学生猜考试题。
　　报告要求，各级各类学校努力提高教学质量。要使学校领导干部、教师和家长认识到：课业负担过重，不可能真正提高教学质量；减轻学生的过重负担，使学生能够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学习，才能真正提高教学质量。提高教学质量，决不是只提高智育的质量，而是包括德、智、体几方面在内的；不应该错误地只管智育，不管德育、体育。同时，对各类学校的要求不要一律化，对各门课程的要求也不要一样齐。全日制学校仍然应该以教学为主，要注意提高政治、语文、数学、外语的教学质量，高级中学还要注意改进物理、化学的教学。农村中、小学要更加注意提高语文课中应用文、毛笔字和数学课中珠算、会计常识，以及农业生产知识课的教学质量。除了指定进行教学改革试点的少数学校以外，提高程度应该限制在我部所规定的教科书范围内，不要超出这个范围。 同时，报告还规定，要减少考试和测验的科目和次数。政治常识、语文、数学、外国语和高中的物理、化学课可以举行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其余学科只教不考，可以举行一次期中测验，不要记分。各门课程的课堂提问都不要记分。小学高年级和中学考试语文，只考作文；对于语法、修辞、逻辑等知识，只教不考试。在课业负担减轻以后，学校领导和教师应该商同团队组织，适当开展学生课外科技、文娱、体育活动和课外阅读的组织和指导，以利于他们能够适应各自的爱好，主动地扩大自己的知识领域，向有益的方向发展特长。
　　减负故事
　　1964年3月的一天，魏莲一被铁道部教育局局长叫到办公室。刚进门，局长就郑重其事地拿出一份红头文件让她看，上面是毛泽东对一封群众来信的批示。当看到写信人就是自己时，魏莲一又惊又喜。她想起一个月前自己确实写过一封信，“向上面反映学生负担太重了”。
　　1964年2月，北京铁路二中校长魏莲一给上级写信，建议为中小学生“减负”。这封信几经辗转，最后以“群众来信”的形式被送至中央。这就是现代教育史上有名的“二月来信”。
　　在魏莲一卧室的书桌上，一个金边大镜框摆放在最醒目的位置，里面是一封群众来信的复印件，右上方有几行毛泽东的批示。批示还要求将信件“发给中央宣传部各正副部长、中央教育部各正副部长、司局长每人一份，北京市委、市人委负责人及管教育的同志每人一份，团中央三份”，并要他们“加以调查研究”。时间是“1964年3月10日”。“我根本没想到，这封信会被毛主席看到！”谈起往事，90多岁的老人激动得像个孩子。“那时我们整天忙得焦头烂额，却什么都没有忙好。除了上课，还要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有时候半夜就要起来，组织学生扛着红旗，唱着歌，去天安门广场参加集会。”说起当年的事情，魏莲一至今感慨万分。到了节假日，学校还要下乡支农。铁路二中的学生大多是到西城区南口的农民家里，帮他们干农活，“一大早就排队下地劳动，铁锹都擦得锃亮，齐刷刷地扛在肩上。收工后，还要帮老乡们做家务”。魏莲一说的这种情况，当时在全国是普遍现象。由于任务太多，许多学校不堪重负，纷纷找渠道向上级反映问题。此后，北京市要求学校减少考试次数、每节课习题不得超过3个、学生寒暑假期间不得补课，等等。在全国范围，由“二月来信”引发的“减负”很快成为新一轮教育改革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