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共中央特科

　　1927年11月，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周恩来立即着手组建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未成立前，武汉特务科的干部如李强等，随中央迁回上海时就已担负着许多保卫党中央的任务，如由汉口到上海的护送中央负责同志的交通线，重要文件和器材的转移，上海领导机关的布置，主要负责同志的住房和安全等等，他们都做了很大的努力，从而顺利地完成了迁移中央机关的重大任务。
　　原来特务科的人员在中央特科成立前后，主要负责中央机关的设置和其他保卫工作，中央特科初期的干部多数也来自特务科。
　　超小型精锐“特种部队”
　　
　　中央特科藏龙卧虎，精英荟萃，是一支超小型的精锐“特种部队”。它的成员都经过严格挑选，个个身怀绝技，胆识超群。成员中有后来人民解放军的元帅、大将和上将、总参谋长和副总参谋长以及共和国的副总理和部长们。
　　中央特科下设总务、情报、行动、交通4个科。平时，各科既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又互相配合，为中共中央提供安全保卫。1928年4月特科成立之初，中央就举办了几期训练班，培训特科人员从事秘密工作的专门知识和技术。训练班每期20天，绝大部分特科人员先后参加了培训。周恩来、项英等中央领导向学员们做了多次政治报告，顾顺章、陈赓等人则把自己在苏联学习到的侦破、审讯、刺杀、爆破、秘密联络等技术向学员们做了仔细讲解。
　　
　　情报科最著名的“前后三杰”
　　
　　特一科为总务科，科长洪扬生。他从特科成立之初到1931年一直担任这个职务。一科最初被称为“总部”，它的职责是：负责为中央布置各个秘密机关和联络点，置办各种必要的家具和办公用品；每当中央在上海举行重要会议时，要负责安排会场。此外，总务科还要为中央机关筹集经费，并且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出面以合法方式营救被捕同志。可以说，中央的日常大小杂务全部由总务科总揽。所以，一科可以说是中共中央的“总务科”。
　　特二科为情报科。它的前后两任科长都是中央特科最有名的人物——陈赓和潘汉年。周恩来曾经把中国共产党最杰出的6位情报人员誉为中国共产党情报的“前三杰”和“后三杰”。“前三杰”是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底，他们都是在陈赓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而潘汉年则是“后三杰”之一。情报科的任务，是掌握敌人动向，以便抢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行动，以保障中央机关和党的领导人的安全，并向苏区通报军事情报。
　　周恩来在领导特科工作中，摸索出一套屡创战绩的秘密工作方法。如他明确了情报与保卫二者之间的关系，使中央特科的情报科与特务科(行动队)既有不同侧重，又密切配合；秘密工作中，他强调组织要隐蔽、精干、少而精、单线联系；在活动中尽量职业化、社会化，以公开身份掩护，“利用合法掩护非法，合法与非法巧妙结合”，“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绝对分开”等等，这些方法为党的隐蔽战线和情报保卫工作奠定了正确的思路。
　　
　　处决叛徒由“红队”执行
　　
　　特三科的正式名称是行动科，由顾顺章担任科长。不过，这个科却以“红队”而著称。红队，即“红色恐怖队”之简称。在特科内部，红队又称为“打狗队”。顾名思义，这个科的一个主要职能就是镇压叛徒，震慑敌人。
　　当时，对中国共产党秘密组织威胁最大的莫过于党内的叛徒。面临大革命失败后严酷的白色恐怖，党内不少意志不坚定者和投机分子纷纷退党，一时之间退党声明或反共启事充斥各大报纸的版面。这类人如果只是脱党，对党组织并无多大危害，那不过是大浪淘沙，反而使党组织更加纯洁；但严重的是，其中一些人还进而叛变投敌，出卖组织，不惜用昔日同志的头颅作为自己在国民党的晋身之阶。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早期著名的领导人就是因叛徒告密而被捕牺牲的。
　　通常，由情报科提供关于叛徒的情报，处决叛徒则由“红队”执行。
　　红队是一支精锐的小型武装部队。红队的成员主要来自过去工人纠察队的骨干，他们参加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还有些来自北伐军，都有过战斗的经历，其中有不少人是神枪手或爆破的能手。除了惩治叛徒，红队还要与特一科配合，秘密警戒中央的重要会议。
　　一旦被选拔为红队成员，首先就是要熟悉各种枪支的使用方法。为了练就百发百中的枪法，红队的成员们常常坐船出海，到吴淞口外的海面练习打靶。
　　在1929年下半年，红队的力量发展到顶点，拥有40多名行动队员，每人都是神枪手，都会驾驶汽车。他们的装备除了各种型号的手枪，还有化学手榴弹。这种手榴弹可以使人流泪睁不开眼，使用时戴一种特制的眼镜则不受影响。每次行动之后，如遇追击，扔出这种手榴弹可以阻滞敌人。此外，红队还可以从外面调动武器，甚至调来机枪。因为当时特科的情报科在国民党军队驻浦东的炮兵营中建立了联系。必要时，特科的总务科也可以随时直接从外国洋行购买枪支。
　　特四科为交通科，科长是李强。这个科最初的职责是负责秘密的交通联络，以及护送党的领导人进入苏区。从1928年起，特四科主要负责建立和管理秘密无线电台，沟通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以及和各个苏区之间的通讯联络。后来这个科改为无线电通讯科。
　　特科的出现，标志着中共中央政治保卫机构的正式建立。
　　
　　获取情报靠“打进去”和“拉出来”
　　
　　特科最主要的获取情报的工作方法，是在敌人内部发展情报关系的两种类型，即直指敌人要害的“打进去”和“拉出来”。
　　所谓“打进去”，即选派干练人员打进敌重要部门，获取核心秘密。在是否派人打入敌特机构问题上，中央特委曾产生过不同意见，担心这会帮助了敌人，但周恩来坚决指示：“你们把它拿过来!”在他的指导下，后被他誉为“龙潭三杰”的钱壮飞、李克农、胡底打入国民党中统核心机构，使党掌握了国民党特务情报最高指挥机关的一举一动。在获取的大量重要情报中，最有价值的是及时侦获了掌握党的核心机密的顾顺章叛变的绝密情报。周恩来获悉情报后，立即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避免了这次后果不堪设想的毁灭性破坏。
　　所谓“拉出来”，即设法将敌方重要部门人员争取过来，为我党提供秘密情报。周恩来强调，建立强有力的反间谍关系，要广为选择，大胆使用，各尽其才，在工作中考验。他研究并批准特科在国民党专业反共领导机关——“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拉出了第一个重要的反间谍关系——国民党驻沪特派员杨登瀛(鲍君甫)。杨利用其特殊地位和同各方面的关系，多次提供了国民党特务行动部署和隐藏在中共内部的叛徒、奸细情报，帮助被捕的任弼时、关向应等同志获释，对保卫党中央、清理内奸、打击敌特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党的情报侦察工作历史上争取、运用秘密反间力量的一个最早的成功典范。
　　除有效地保卫了党中央，李克农小组还获取了蒋介石将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第二次“围剿”的命令、兵力部署、具体时间等绝密战略情报，周恩来设法将其通报根据地，为红军指挥部制订正确的战略决策和作战部署、取得反“围剿”胜利作出了特殊贡献。（源自《十大红色特工》珠海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