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秘书长和秘书工作部门的历史演变（下）

　　[摘 要]
　　随着中共中央机关工作部门的发展，中央秘书工作和秘书部门也随之设立与发展。理清其组织发展演变过程，便于总结历史经验，继承优良传统，加强中央秘书工作部门的自身建设，提高秘书工作的效能。
　　[关键词]
　　中共中央;秘书工作部门;历史演变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09-0033-03
　　四、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中央秘书长和中央秘书工作部门
　　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机关驻于陕甘宁边区延安，环境较为稳定安全。中央秘书工作和秘书部门也进一步得到充实和健全。
　　（一）中共中央秘书处的逐步健全及工作规则规定的制定。随着全国各地大批爱国知识青年奔赴延安，中央机关各部门吸收了一批优秀的青年党员干部参加工作，逐步健全了各部委内部科室等机构。1937年12月25日，党中央制定了《政治局工作规则和纪律草案》、《书记处工作规则和纪律草案》。1938年11月6日颁布的《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规定：“区委以上各级党的委员会之下，得分下列各部办事：……秘书处——管理文书、庶务、会计等事。在秘书处及各部之下，得视事务之繁简，分为各科办事，设科长科员若干人。各级党委的各工作部门，对于下级党委的各该部门，均得指导其工作，但关于各种重要问题的指示，应经由各该党委员会行使之。”[1]这是党中央又一次明文正式决定设立“中央秘书处”，并规定其主要工作。中共中央秘书处除原有的文书科、会计科、机要科、材料科、收发室外，陆续增设了交通科、电讯科、速记室、总务科等。中央秘书处的职能进一步拓宽、加强，主要是：负责制订机关工作制度。如1939年6月19日中央秘书处印发了《中央直属机关暂行工作规则》，规定了行政制度、办公会客制度、工作制度、会议制度等;负责全党全国性的电讯指导业务;奉命转发中央及各地文件材料;负责文件电报区分与管理;设立印刷厂、负责印刷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各种文件材料等。
　　（二）抗战前期的中共中央秘书长。依现有文献史料看，李富春于1937年8月至1939年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较为可信。其一，党的七大、八大“代表名录”均称李富春“1937年春起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未讲截止时间。但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李富春任秘书长，而王首道仅是秘书，似亦说明六中全会以前中央秘书长是李富春，而不会是王首道。
　　其二，李富春当时多次参加中央常委、中央书记处会议。经查《张闻天年谱》上卷引会议原始记录所列人名排列，1937年至1938年9月，李富春先后17次参加了中央常委、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会议，排名多在中央常委、书记之后，参加者之前。如1938年2月20日中央常委会议“记录”所列人名为“康生、洛甫、凯丰、富春，参加者：仿吾、罗迈、邵式平、申力生”。11月30日六中全会后第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所列为“毛、洛、康、陈（云）、祥（王稼祥）、李（富春）参加”。12月5日中央常委会议“记录”所列为“毛、洛、陈、康、祥、李”，李显然指李富春。
　　其三，王若飞1940年1月13日至1941年9月28日曾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主要根据是七大“代表名录”王若飞“同年（指1940年）春至1941年9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此前他曾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部长，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中央军委参谋长（1941年1月27日免职，有军委命令）。另据《张闻天年谱》上卷称，1941年“3月5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王若飞亦列席。张闻天提议“《政治简讯》今后由中央秘书处若飞、乔木负责起草，每周一次”，表明当时王若飞确实主持中央秘书处工作。另1941年9月王若飞曾起草《秘书长日常管理的业务》共八项任务，亦可证明他1941年9月前确曾担任过中央秘书长。[3]
　　以上李富春、王若飞担任的中央秘书长，事实上主要是主管中央秘书处、行政处（均有处长）等工作，不同于中央秘书处处长，但也不同于五大、六大后由蔡和森、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和随后任弼时担任的中共中央秘书长。他们均列席过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会议，但本身并非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成员。
　　（三）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的设立及其组织。随着全国敌后抗日根据地和人民抗日军队的空前大发展，党中央机关的日常事务性技术工作日益增加，中央书记处政治和组织日常工作加重，中央秘书处组织已难以承担日益繁重的工作任务。1941年3月12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七大筹备工作，决定“大会以任弼时为秘书长，王若飞、李富春为副秘书长，王首道、陶铸为秘书处正副处长”。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任弼时关于改革中央机构的报告，会议决定在中央秘书处下成立中央行政管理局，统一中央机关和直属学校的行政管理工作，“会议还决定：任弼时为中央秘书长”。8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任弼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任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会议议程，由中央秘书长负责提出”。9月8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以王首道、邓洁为中央秘书处的正副处长”。[4]从以上中央政治局决定可以看出，由任弼时担任的“中共中央秘书长”，与由李富春、王若飞担任的中央秘书处秘书长，职权明显不同，排在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二位的任弼时是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成员，负责安排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会议议程。其作用与五大后蔡和森，六大后周恩来、李立三，八七会议后李维汉所任中央秘书长相同。
　　1941年9月15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中央秘书处为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机关，中央书记处的业务工作，由任弼时提出方案，提交中央政治局批准执行”。9月26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通过任弼时提出的《中央书记处的任务和组织条例》，规定了中央书记处五项职责，其“业务工作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执行”。9月28日，“中央书记处发出正式通知：组织中央书记处办公厅，负责书记处的日常工作”。[5]中央书记处办公厅简称中央办公厅，此后是与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等相同的部级工作机关。第一位主任由中央副秘书长李富春兼任，此后中央秘书处隶属于中央办公厅。据9月王若飞起草的《中央书记处办公厅的组织机构》规定，在中央秘书长、副秘书长之下辖有中央秘书处、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特别会计科、交通科和中央直属党委。在中央秘书处之下辖有机要处、总务科、中央保卫委员会、杨家岭总支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