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穷人教育学”破解教育“短板”

　　 摘 要:农村大学生比例大幅下降,这必将会影响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影响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为此,必须采取确立公平的教育政策价值取向,合理配置教育资源,进一步改革高考制度等有效措施 ,保证农村孩子上得起学,实现教育公平。
　　关键词:“穷人教育学”;农村大学生;下降;教育“短板”;破解
　　中图分类号:G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9)09-0098-04
　　
　　温家宝总理在与北京师范大学免费师范生座谈时提出了“穷人教育学”的理念,总理说:“我以前讲过穷人的经济学, 今天讲讲穷人的教育学。我们的国家太大, 尽管这些年经济社会发展很快, 但发展很不平衡, 很多地方特别是农村还很困难。因此, 我们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努力使教育体现出最大的社会公平, 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圆上学梦。”[1] 温总理的“穷人教育学”,其实并不深奥:“学校的大门是向人人开的。让所有贫困家庭的子女都能上学,真正享有受教育的平等权利,这就是穷人教育学。” 事实上,“穷人教育学”最本质的含义,是指政府、教育部门、学校和老师,都把教育最根本的关怀转向弱势群体,让贫穷家庭孩子也能平等地进学校读书作为教育不渝的追求。温总理所以特别强调“穷人教育学”,更因为教育关系国家民族的未来,而决定教育成败的关键正是弱势群体教育这块“短板”。本文以农村大学生比重下降为例,对如何用“穷人教育学”破解教育“短板”的问题作一探讨。
　　
　　一、 农村大学生比重下降原因分析
　　
　　温总理何以特别强调“穷人教育学”?因为我们社会客观存在着教育不均衡。对此,温总理深有体会地说:“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 [2]据调查,20世纪90年代以来招收的新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呈下降趋势:清华大学2000年农村学生的比例为17.6%,比1990年减少4.1个百分点;北京大学1999年农村学生比例为16.3%,比1991年减少2.5个百分点;而北京师范大学2002年的农村学生的比例为22.3%,比1990年减少了5.7个百分点。[3]另外,随着学历的增加,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在城市,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农村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4]
　　教育不均衡,是教育的一块“短板”。农村大学生比例逐年降低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因素所致。
　　首先,政府对教育投入太少。我国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是被社会诟病的影响教育公平的主要经济因素之一。根据钱纳里的“标准结构”,可测算出在人均GDP1000 美元时,对教育的财政性投资占GDP的比重应该是4.39%左右。而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从未达到国家法定要求。资料显示,2003-2007年,我国财政教育支出占同期GDP的比重为2.6%,远低于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所确定的2000年达到4%的目标,距离国际一般水平更有很大差距。据统计,国际平均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为5.1%,其中,发达国家为5.3%,发展中国家为4%。从教育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来看,中国1996年这一比重达到17.84%,2006年下降为11.82%,也低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的15%的目标,与国际上发展中国家比较属于较低水平。而在这种低于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投入中,对于农村的投入尤其可怜。2002年全社会的各项教育投资共计5800亿元,其中用在城市的占77% ,占总人口60%以上的农村只获得23%的教育投资。[5]
　　其次,是由目前我国城乡之间不断加大的差距所致。数据显示,2007年,虽然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9.5%,为1985年以来的最高增幅;但城乡居民收入比却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而这还是仅就现金收入而言,如果将医疗、养老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那么,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实际高达6倍。[6]教育是一种人力资源投资,投资无疑需要本钱,在城乡收入差距巨大和大学学费高昂的大背景下,农民显然缺乏进行这种投资的能力。
　　第三,是由大学产业化所致。所谓教育产业化就是以盈利为目的,把教育作为一个产业来经营。其特征是过分强调受教育者应承担的教育成本, 强调学校教育的经济收益和眼前利益, 而忽视教育的公共属性, 忽视教育的社会效益和长远利益。在教育产业化的背景下, 各级各类学校兴奋点围绕着创收、经营、转制、上市、产权、市场化等问题, 以增长和效率为主要追求, 而缺乏对教育公平、教育品质的关注, 经济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教育话语。因此, 在现实生活中就出现了这样强烈反差的困局: 一方面, 教育的数量增长、规模扩大;另一方面, 教育越来越昂贵, 越来越“豪华”, 享受“优质教育”越来越成为金钱和权力的较量, 出现教育价值失衡, 教育行为失范, 教育品质恶化, 教育行为扭曲, 教育腐败丛生, 导致学校的功能、面貌变异, 教育的社会形象和公信力受到严重影响。近年来教育与医疗、住房一起,三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例越来越大。尤其是教育领域上学难、上学贵则成为十分突出的问题。曾有研究显示,西部地区一个大学生每年平均支出7000元,相当于贫困地区9个农民一年的纯收入;一个本科生4年最少花费2.8万元,相当于贫困县一个农民35年的纯收入。准确一点说,应当是一个西部地区大学生4年学费等于贫困地区农民35年纯收入。于是在农村就有了“不上学等着穷,上了学立刻穷”的说法。现在在一些地方已经出现明显的因教致贫、因教返贫的现象。甘肃省2004年抽样调查显示,由于教育因素返贫的农户,占返贫总数50%。 [7]成本意味着对于产出的期许,高成本必然带来高期许,这是一种经济理性。由于孩子读大学成本太高,当全家人受穷之后,读了大学还难以改变命运,不能回报家庭,这就会让家庭所有辛苦打拼的人感到失望,也会让周围的人产生读书不能改变命运的想法,而不重视孩子的教育,让孩子去打工,赚钱养家。这种多米诺骨牌效应却是非常可怕的。中国青少年基金会调查,60%以上的农村学生在接受完义务教育之后,不能接受高中和大学教育而回乡务农或外出打工。[8]
　　 第四,与就业市场不公有关。必须认识到,虽然市场化改革已有多年,但现有的市场化程度仍然谈不上充分。如在现实的就业市场中,“关系”是决定就业尤其是体制内就业(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成败的重要因素。所谓“父亲就业时代”(父母社会地位越高、权力越大、社会关系越多,为子女就业服务的能力越强),就是这种情况的写照。据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毕业生就业课题组调查,家庭背景决定子女就业。这项调查显示,家庭背景愈好,毕业的工作落实率与起薪点就愈高。父亲为农民比父亲为公务员的毕业生平均月收入少400元。北大的调查还显示,父亲为公务员的工作落实率要比农民子弟高出14个百分点。[9]显然,在这样一个就业环境中,再加上扩招带来的大学毕业生数量急剧膨胀,农村大学生的就业处境必然最为不利,其反过来挫伤他们上大学的热情和积极性的作用,当然也最为明显。当家长和学生看不到读大学的希望,却明显感觉到读大学的重重艰辛之时,放弃就成了他们最佳的选择;当越来越多的家长和学生趋向于同一个价值观,大学就会离农村孩子越来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