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近代大学课程思想的演变及特点

　　［摘 要］大学课程思想作为课程实施的先行价值判断，对大学课程的实践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就我国而言，大学课程思想首先来源于“中体西用”的政治思想，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并指导着我国近代大学课程实践的发展。本文通过对我国大学课程思想发展演变的综述，简单回顾了我国近代大学课程思想的演变过程及特点。
　　［关键词］近代高等教育 大学课程 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 G64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5—5843 (2008)03-0090-04
　　［作者简介］张亚丽，贵州毕节学院教育系讲师（贵州毕节 551700）；陈秋生，兰州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生；王根顺，兰州大学高教所所长、教授（甘肃兰州 730000）
　　
　　大学对人才的培养最终要落实到具体的课程上，人才培养目标通过课程的实施得以实现。大学课程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人才培养的水平，而大学课程的质量水平则受制于体现教育价值观的大学课程思想的发展水平。大学课程思想是教育者对课程实践的一种先行价值判断，是教育者对教育目的的要求、对知识的价值选择以及学生对教育的需求在理论上的综合反映，是课程实践得以顺利进行的先决要素和理论基础。任何课程变革必定是依据一定课程思想的引领才能顺利进行，这是因为，课程实践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创造活动，因而必须遵循一定的价值原则。任何课程建构如若不优先考虑价值取向问题，如若没有哲学价值论的引领，都将陷入盲目和混乱，从而以失败而告终。①从这种意义上说，大学课程思想是打开高等教育这个“黑匣子”的关键所在。通过考察大学课程思想的发展演变，可以揭示出高等教育家如何根据社会和教育的发展状况来构筑自己的大学课程思想并指导大学课程实践，以及各种社会因素在大学课程发展变革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②就我国而言，改革现有课程，构建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课程体系，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理清我国大学课程思想的发展脉络对当前树立合理的大学课程思想意义重大。
　　在本文中，主要探讨的是近代由我国政府和民间团体所创建的大学的课程建设思想，并不包括教会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课程思想。
　　
　　一、中国大学课程思想的历史演进
　　
　　(一)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至维新运动：“经世致用”的大学课程思想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被打破，为适应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清政府兴办了一系列的语言、武备、技术类学校。如1862年(清同治元年)由奕沂奏办的京师同文馆，1863年江苏巡抚李鸿章仿京师同文馆在上海设立的上海同文馆，1864年在广州设立的广东同文馆等，这些都是培养翻译人才的。同时，还有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学堂，1881年李鸿章筹办的天津水师学堂，1886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的天津武备学堂，1895年张之洞在湖北创办的湖北武备学堂。其他的还有福州电报学堂、天津电报学堂、上海电报学堂、南京路矿学堂等。虽然当时兴建的高等学校从性质上来看属于军事和技术类学校，且很多学校层次很低，但毕竟是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大学。
　　作为中国近代大学的先驱，这些语言、武备、技术类学校建立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当时所需的语言、军事和技术人才，“中体西用”，“师长夷技以制夷”是建立这些学校的根本目的；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的工具主义教育思想是这个时候大学课程设置的指导思想，大学的培养目标只是为了掌握与西方列强打交道的实用技能，这从京师同文馆和福建船政学堂的课程设置上可以看得十分清楚（见表1）。
　　与外国语学堂不同，福建船政学堂作为当时的武备学堂，其主要目的在于学习制造现代化的轮船战舰。因此，在课程设置上，基本课程包括法文、英文、算术、几何、代数、画法几何、解析几何、三角、微积分、物理、机械、平面三角、球面三角、航海天文学、航行理论、地理、制图、发动机绘制、海上操纵轮机规则及指示计、盐重计和其他仪表的应用等；实践课程则包括船体建造、机器制造、操纵、上船实习和装配发动机等等。
　　从京师同文馆和福建船政学堂的课程安排不难看出，作为中国大学的雏形，以京师同文馆和福建船政学堂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大学，在课程目的上主要是培养当时社会所急需的外语和军事人才。因此，在课程的内容安排上，中国大学从建立之初就以技术和语言教育为主要学习内容，而没有近代西方大学创办伊始所开设的文科、社会类课程。在课程思想上，逐步由对传统伦理道德的重视转向对近代技术的重视，强调大学课程的工具性和大学课程在新的历史环境下的“经世致用”，而非按照大学课程自身的规律来设置课程。
　　
　　
　　(二)从维新运动到辛亥革命：“中体西用”，科学教育思想兴起
　　 维新运动的领导人很重视教育，认为“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为本于学校”。即中国之所以衰弱的根本原因是教育不良，学术落后。有鉴于此，他们主张兴办西学，康有为于1891～1895年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梁启超、谭嗣同等于1897-1898年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
　　维新运动期间，光绪采纳维新派的建议，于1898年奏准成立了京师大学堂，并任命孙家鼐为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许景澄为中学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为西学总教习。与此同时，在维新运动的影响下，清政府津海关道盛宣怀于1895年在天津创办中西学堂(1903年改为北洋大学堂)，1897年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等。据统计，截止1921年，中国国立大学只有北京大学1所，省立大学只有山西大学、北洋大学2所，私立大学只有武昌中华大学(1912)、北京中国大学与朝阳大学(1913)、上海复旦大学、天津南开大学(1919)、厦门大学(1921)6所。而基督教教会大学则有16所之多。从专业设置和课程内容来看，大多是学习日本，仿照西方高等教育的分科，如《钦定高等学堂章程》中称：“日本高等学堂之大学预科分三部，其第一部为人法科文科者而设，第二部为人理科工科农科者而设，第三部分为人医科者而设。今议立大学分科，为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七门，则政科为预备人政治、文学、商务三科者治之，艺科则预备人格致、农业、工艺、医学四科者治之。”当时的高等学堂是大学的预科，课程主要是伦理、经学、诸子、词章、外国语及文理科的一般基础课。高等学堂和大学堂设立之初，不仅生源极少，而且其宗旨与其说是研习学术，不如说是变相地求科第。正如喻长霖在《京师大学堂沿革略》中所说的：“大学堂虽设，不过略存体制。士子虽稍习科学，大都手制艺一编，占毕咿唔，求获科第而已。”
　　以京师大学堂为例，其课程分为博通学(普通学科)和专门学(专门学科)两类。普通学科(即基本课)课程内容为：经学、理学、中外掌故学、诸子学、逐级算学、初级格致学、初级政治学、初级地理学、文学、体操等,全体学生必修。同时还规定,30周岁以下学生,必修一门外语，在英、法、俄、德、日5门中任选。专门学科分为高等算学、高等格致学、高等政治学(含法律学)、高等地理学(含测绘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含医学)等10门。据此可知,“西学”(科学教育)已经占据了主要地位,成为首要的教学内容。但这些学校仍始终保留中国传统的“中学”(人文教育)，并规定“其在讲堂督课之六小时，读中文书西文书时刻各半”。③戊戌政变后，大学堂仅设诗、书、易、礼、春秋等课程，遭到学生的不满。张百熙受命后，增加了许多西学课程，缩减了经学课的比重，如政科一周36节课中，伦理、经学、诸子、词章4科加起来4课时，只占总课时的1/9；艺科中经学课程的比重就更小了，一周36课时中，只占1课时。④由此，“西学”地位提高，但并未能取代“中学”的统治地位，“中学”由统治地位逐渐走向与“西学”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