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西迁：从苦难到辉煌

　　收到在军先生的书稿，是在2012年盛夏的一个午后，我本在外地度婚假，此时我早已抛开了一切工作，当然也包括约稿、写序之类的文字应酬。但是，这本书的标题却将我的时间安排打乱。我相信，任何一个“武大郎”在这样一本厚厚的书稿面前，都不会谢绝在军先生这份邀请的。况且，在武汉大学一百二十年校庆这个大日子里，面对这样一本出现在海峡对岸的学术著作，之于整个武汉大学而言，都是一件值得欣慰、庆贺的事情。
　　坦诚地说，我没有资格为这份鸿篇巨制撰写序言，首先，我并非研究二战史的专家，而武汉大学的胡德坤教授恰又是国内外研究二战史的权威学者，若由我写的序言被诸师看到，岂非班门弄大斧、布鼓过雷门？其次，我在武大求学才三年不到的时间，比起在南三区、九区等地生活二三十年甚至半个世纪的“珞珈子弟”而言，我无疑是个新人。但这些又无法构成我推辞在军先生的理由，除了书里“每一字必有出处”的严谨之外，他待人的热情也深深地打动了我。所以，面对这本书稿，我确实有话要说，而且都是无法修饰的真心话。
　　我与妻都在武汉大学念的博士班，我的家族与武汉大学也有着不算浅的渊源关系，先大父在六十年前曾担任过湖北医学院的副院长，这所学校就是今天的武汉大学医学部，而先大母曾创办过湖北省口腔医院——即今天的武汉大学医学院口腔医院。因此，新中国之后的武汉大学，与家族里的先辈确有一定的关系，但抗战时期的武汉大学，则对于年轻的我而言，只是一个学术研究的对象了。
　　前些年开始，我开始从事民国史尤其是抗战时期的文献档案、书报资料的研究，西迁时的武汉大学当然也在我的关注对象之内。那时我便苦于国内学界关于“武大史”的研究不够，就抗战时的武大研究而言，我手头仅有一部敝校档案馆涂上飙馆长主编的《乐山时期的武汉大学》，但一本书是远远不够的。研究成果不足，必然也会束缚到国内外其他学者对于武大校史的研究，因此这本《苦难与辉煌》，必然是未来武大校史研究的一本绕不开的重要著述。
　　在军先生既非武大校友，也不是民国史专家，作为一名驻扎乐山的房地产营销人员，却写出了这样一部几十万字的著述，这让我看来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且感慨万千的事情。但这也恰恰反映了乐山时期武汉大学在民众中间的反响乃不可小觑。因为先前很长一段时间，学界对于东吴大学（苏州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大学）以及复旦大学的校史研究，多半为该校的校史馆、档案馆的研究人员或校内的专职教师，而随着“老大学热”与“民国热”在近些年的升温，在国内一批“校史学”研究队伍里，也开始出现了一些其他院校学者的身影。但作为民间学者，肯下功夫、花力气、不要一分钱经费自发地研究一所大学的历史，我还没有遇到过。因此，这既是武汉大学的荣耀，也是在军先生不经意之间，为武大校史研究所打造出的、里程碑式的学术意义。
　　读完这部著作，掩卷之余，我亦是百感交集。众所周知，武汉大学是中国大学教育史上的一朵奇葩，它见证了从清末的新式学堂到民国大学再到新政权建立进行“学制改革”的全过程。早在1948年，英国牛津大学就致函国民政府教育部，确认武汉大学的文、理学毕业生平均成绩在八十分以上的人享有“牛津之高级生地位”，这样的殊荣，当时全国仅武大一家。在毛泽东逝世之后，武汉大学又成为全国教育改革的“排头兵”，以刘道玉、查全性等知名改革派教育家为代表的群体，再现了民国时期国立武汉大学“自强弘毅”的精神风貌。但随着九十年代以来国内经济发展的区域性不平衡，相比较沿海地区的一些老大学如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与中山大学等等，武汉大学确实也没有像其他高校那样热衷于“外抓宣传”了，这无疑造成了国内新闻界、校史研究界对于武大校史研究乃至武汉大学整体的疏忽，但这并无法遮蔽百年珞珈在普罗大众中的文化影响，君不见，在军先生的这本巨著，便是一个大证据。
　　我寄望于这本书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希望国内历史尤其是教育史的学界同仁可以多多地关注武汉大学的校史，这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尤其是教育史里的一座文明富矿。前些年，我曾对《武汉大学文哲季刊》做过相关研究探索，当时我就发现，之于《暨南学报》、《燕京学报》而言，当下学界对于《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的研究，是很不足的。笔者相信，随着这部《苦难与辉煌》的出版，国内学界必然会对武汉大学的昨天、今天与明天有着更加深刻的了解、把握与期待。
　　《苦难与辉煌》能在海峡对岸付梓出版，这诚然可喜可贺！但作为年轻一代“武大郎”的我们，并不能妄自菲薄地认为武大校史真的成为了“显学”。正如前文所述，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目前海内外学界对于武大校史的研究，还需要我们这一批年轻学人的进一步努力与挖掘。具体来讲，就是应该将对武大的关注，融入到自己所属学科里去，积极地进行跨学科、跨专业的研究——譬如武大新文学作家群、中国法学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武大学派”、“癸未学制”与自强学堂关系考等领域的研究，还有待我们去填补空白，这些研究不但对于武大校史有着重要的意义，之于相关学科的发展，也有始料不及的学术价值。
　　譬如，在《苦难与辉煌》中，作者敏锐地发现了武汉大学与中国社会现代化历程的重要关系，将“中国之进步在武汉大学”为单列一章标题，这可见作者立足点之高，在“人文著述与科学发现”中，又将当时中国人文、科学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与武汉大学当时的科研力量相联系，如朱光潜、袁昌英的文学研究、梁百先在《Nature》杂志上发表的高水平物理学论文、杨端六的专著《货币与银行》等等。这些成果显然不但属于武汉大学，更属于中国学术界与全民抗日那个伟大的时代。并且，作者高屋建瓴地通过统计总结，认为这批“学术著作的质量都很高”、“学术科研中有很高的外语含金量”，这样来自于实证分析、回归到历史背景的结论，无疑是让人信服的。
　　当然，《苦难与辉煌》在研究方法上所采取的“日常生活史”研究范式，亦值得赞叹。在书中，作者并未单纯地强调大师、大学问、大建筑、大时代，而是从男生宿舍、学生日常消费，乃至饮食、日记、对话等细枝末节入手，重现历史的真实。这是目前史学界（尤其是东亚史学界）较为通行的研究方法，当然也是最考验研究者治学功夫的，一部非历史学专业人士所完成的著作，能够有这样前瞻性的研究视野，实在是令人钦佩。
　　因此笔者坚信，对于任何一所大学的校史研究，不但要将研究对象、研究结论融入到格局背景、历史与人文的大时代里去，更又要真实、翔实、踏实地反映历史的细节甚至重现历史的真实场景，否则就容易脱离史实、漠视实际甚至空话连篇。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对年轻的历史学家们说过，“一个合格的历史学家，他不但要探索时代的观念，更要知晓每个人的想法”。我们看到，《苦难与辉煌》凭借其知人论世的精彩笔触，基本上完成了这一较有难度的史学研究之基础要求。
　　众所周知，抗战八年中的大学西迁，武汉大学非但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亦在这筚路蓝缕、薪火相传之中绵延着学问的接力。在军先生将书名命名为“苦难与辉煌”，其实也正是不自觉地从“大背景”与“细节”这两方面考虑的，毫无疑问，战火中求知、求生的细节必然充满了艰辛与苦难，但若从大的背景格局、历史时代来看，这一切又何尝不是崇高辉煌的呢？
　　（张在军：《苦难与辉煌》，台湾秀威资讯出版公司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