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穷人教育学”促进幸福生活的实现

　　教育因何而存在？教育的目的为何？对于社会而言，教育的价值在哪里？对于个人而言，教育的终极意义又是什么？温家宝总理以“穷人教育学”为我们描绘了教育学存在的意义，也对教育学提出了新的要求。
　　2007年教师节前夕，温家宝总理到北京师范大学与免费师范生座谈。当听到师范生谈自己选择读师范是为了帮助那些失学儿童时，温总理动情地说：“我以前讲过穷人的经济学，今天讲讲穷人的教育学。我们的国家太大，尽管这些年经济社会发展很快，但发展很不平衡，很多地方特别是农村还很困难。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努力使教育体现出最大的社会公平，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圆上学梦。”“学校的大门是向人人开的。让所有贫困家庭的子女都能上学，真正享有受教育的平等权利，这就是穷人教育学。”
　　以我个人所见，“穷人教育学”是指对关注穷人、面向穷人的教育进行系统研究的学问。温家宝总理之所以提出“穷人教育学”，正如同其引用舒尔茨的“穷人经济学”是要告诉人们发展经济要多关注穷人一样，其实就是表明这样一个道理：教育不能只是关注精英，而且还应有面向穷人的一面，要让穷人子女都能享有接受教育的权利；教育不能只为少数人服务，而应为广大的人民谋幸福，要使人民群众通过教育发展健康的身心，享受幸福的生活。“穷人教育学”，就是要将教育资源向基层和弱势群体倾斜，将教育立足于解决社会难题和矛盾，用教育公益性和教育公平性化解社会的贫富不均和两极分化问题。在这一意义上，“穷人教育学”有助于促进幸福生活的实现。
　　
　　一、教育与幸福
　　
　　教育应以促进人的幸福生活为目的和旨归。教育的幸福传递建立在教师的幸福感受和幸福生活基础之上。教师要给学生以幸福，自己首先应该成为一个幸福的人，一个懂得如何创造幸福生活的人。
　　何谓幸福？尽管在人类思想史上有着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看法，但“幸福”常常与“道德”相联。早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柏拉图就明确提出了“道德即幸福”的观点。苏格拉底认为，德性就是幸福，德性、善不是达到快乐的手段，其本身就是目的。柏拉图继承了苏格拉底的德性论，提出“德性和智慧是人生的真幸福”。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是幸福的前提，是构成幸福的首要因素；幸福是一种最高的善和最高的快乐，是终极的、自足的，也是有条件的；德性不能停留在对德性的知性认识上，而是要在行动中去实现。
　　如果抛却以上看法中的分歧而求同存异的话，可以看到，幸福有几个突出的特点：第一，它是一种精神性的愉悦感受，是自我内在的主观体验，是个体面对生活的态度；第二，它是人的一种“似本能”，是来自遗传且应予以满足的道德需要，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目标追求；第三，它是生命价值的印证，是人之意义实现的表征，是主体存在价值的外显。
　　那么，幸福从何而来呢？在苏格拉底看来，“美德即知识，德行即洞见”。要成为有美德的人就必须懂得各种具体的美德，因而，知识成为通向至善之路的一把钥匙，教育成为获取幸福的重要途径。
　　这就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教育应该成为幸福的理由吗？教育有能力成为幸福的理由吗？
　　刘铁芳认为：教育显然是以增进个人的幸福而不是相反为目的，但教育的本意性目的乃是育人，也就是启迪、培育完整的个体人格，所以，真正的教育乃是开启个体人生幸福的可能性，教育本身并不能赐予个体人生以幸福。当然，教育的过程本身作为一个人童年生活的重要部分，必须增进个体童年生活幸福的体验。教育对儿童本身幸福生活体验的观照是带有引导性与前瞻性的，教育必须从整体上观照个体人生幸福的可能性。否则，任由个体当下性情体验的满足，教育就可能失去对个体人生的整体观照。
　　刘次林认为：教育首先要对人的生命给予全面的观照和提升，它不仅要让学生从生理上得到幸福，也要满足学生的心理需要，观照其心理幸福；不仅要观照学生个性方面的要求，也要滋养其社会性幸福情感。
　　檀传宝认为：幸福是教师生命质量和职业生活质量的象征。只有教师主动地、自觉地追求幸福，才可能找到职业生活的意义，教师的生命质量才能提高，教育活动才能真正具有人性光芒。因此，道德是帮助教师实现人生意义的工具。
　　湖北省麻城市华英学校董事长宋新光说：“教育应该成为幸福的理由。我们要使学生的智慧和人格同步发展，使在华英学校接受教育的所有学生都有理解幸福的思维、创造幸福的能力、奉献幸福的风格、体验幸福的境界，拥有提高生命质量的高素质，从而成就高品位人才，促进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教育是为了改善人的生存状态，提高生命质量，是为了学生更幸福地活着。说到底，教育就是要为每一位学生终生幸福奠基！”
　　上述见解给我们以积极的启示。概括而论，教育应以促进人的幸福生活为目的和旨归，但教育无法包办人的生活，它只是为人的幸福生活开启可能；教育应以对人的生命的全面关照和提升为内容，但教育无法给人的幸福生活保险，它只是教给人以积极、乐观的态度矢志追求人生幸福。教育的幸福传递建立在教师的幸福感受和幸福生活基础之上，换言之，教师要给学生以幸福，自己首先应该成为一个幸福的人，一个懂得如何创造幸福生活的人。
　　接下来引出的问题便是：仅仅依靠教育就能给人带来幸福生活吗？
　　教育与幸福这一论题不能脱离社会现实。“衣食足知荣辱，仓廪实知礼节”，个人幸福生活的获得需要一些基本条件的保障。首先，需要社会提供个体生存的物质条件，虽然物质生活不是获得幸福的全部条件，但肯定是必要条件，“物质生活条件直接提供的是快乐感，快乐经过提升才能形成幸福感”；其次，需要社会提供宏观整体的基本公正，社会公正是幸福的基本条件，表现在社会倡导的共同道德与幸福的统一上；再次，需要社会提供个人能力全面发展的机会，并为每个人的文化追求提供丰富的社会资源，等等。这样，幸福便在社会基本条件的保障下，在教育的孕育中悄然而生。
　　
　　二、“穷人教育学”的思想渊源
　　
　　中国教育思想史从孔子的“有教无类”，到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梁漱溟的“乡村教育”，再到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的“穷人教育学”路径，体现了对“教育公平”“教育平等”理想目标的追求。
　　“穷人教育学”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及实践。两千多年前，孔子就积极倡导“有教无类”——意指教育无分贵贱亲疏，不论出身门第，只要有心向学，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孔子的弟子便来自各个阶层，社会地位高低不一，家庭背景各不相同：既有子路这样的贵族子弟，也有颜回这样的平民子弟，还有子贡这样的商人子弟，以及冉雍这样的贱人子弟。“有教无类”意味着穷人与富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孔子曾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只要年满15岁来求学，一概来者不拒。这显然是对受教育权的自觉尊重。
　　20世纪20年代初，我国献身乡村平民教育的第一人晏阳初先生，用了近30年时间，将自己对穷人的关怀及改造乡村的理想付诸于实践，开展了长达11年的（河北）“定县乡村平民教育实验”。晏阳初基于对中国农村贫穷落后及穷人“愚贫弱私”现状的认识，力图借乡村平民教育的途径实现国家民族的复兴。他认为：中国严重的问题是农村问题，农村的问题千头万绪，但基本上可归结为农民缺乏教育，由于缺乏教育而导致“愚、弱、穷、私”。因此，必须实施“平民教育”——以文艺教育救愚、生计教育救穷、卫生教育救弱、公民教育救私。平民教育的“平”字含有“人格平等”“社会机会平等”的意思。当晏阳初发现单纯依靠平民教育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时候，他又把平民教育发展为乡村建设。由于晏阳初对平民和穷人的关怀以及他在农村开展平民教育取得的成绩，1943年，他和爱因斯坦、杜威等并列荣获“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十大伟人”，还被人们尊称为“世界平民教育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