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相伯实业与教育的双轨现代性进路

　　 摘  要：实业与教育等等进路历史性地属于“中国现代性”的重要课题之列，同时也提供了“中国传统性”再获新生的历史契机。在近现代历史叙事的层面，马相伯具有“实业家+教育家”的双重标签。在现代性视野下，马相伯从夯实基础、广汲资源、开放创新等方面展开探索。他及其同行者们的思想与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近代中国现代性萌芽的基础“场域”的一部分。以现代性为“座架”，站在实业史和教育史的双向叙事维度上，对马相伯的分析研究不仅可以张大中国近现代“现代性”追求的历史资源，并将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对当下乃至未来中国现代性发展构成一定的逻辑影响力。
　　关键词：马相伯;现代性;实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000X（2019）09-0187-03
　　 Abstract： Industry and education historically belonged to the important topic of "China"s modernity"， and it also provided a historical opportunity for the "Chinese tradition" to regain its new lif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historical narration， Ma Xiangbo has the double label of "industrialist + educator". In the view of modernity， Ma Xiangbo explored from the aspects of consolidating the foundation， drawing resources widely， opening up and innovation. To a great extent， his thoughts and practices and those of his colleagues formed part of the "field" of the foundation of the germination of modernity in modern China. Taking modernity as the "frame" and standing on the two-way narrative dimension of industrial history and educational history， Ma Xiangbo"s analysis and research can not only expand the historical resources pursued by modern "modernity" in China， but also form a logical influence on the current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ity in a long historical period.
　　Keywords： Ma Xiangbo; modernity; industry; education
　　 在某种程度上，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发展展现为对自身现代性方案不断的孜孜求索。动摇乃至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统治秩序及其意识形态表征，构成了重构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前提。政治进路当然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而实业与教育等等进路也历史性地属于“中国现代性”的重要课题之列，同时也提供了“中国传统性”再获新生的历史契机。
　　在近现代历史叙事的层面，马相伯具有“实业家+教育家”的双重标签。他一直都是中国实业救国进路的积极推动者和参与者。过程中，马相伯个人的成功无可置疑，但实业救国的进路却迟迟无法见效。这一结果促使马相伯进而思考教育救国救民的迫切性，再叠加上他不断共鸣的实业情怀与文化趣味，终对他转向国民教育进路构成了巨大的历史动力和逻辑动力。在现代性视野下，马相伯从夯实基础、广汲资源、积极创新等方面展开探索。马相伯及其同行者们的思想与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近代中国现代性萌芽的基础“场域”的一部分。
　　一、夯实基础
　　被西方侵略撞开国门后，经济、文化层面的蒙昧状态构成了马相伯试图重构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客观历史状况，这一状况也内在成为中国现代性问题展开过程中的挑战与阻碍。马相伯等人的历史出场意味着：自秦汉以来既已成型的以小农自然经济为核心的传统中国，已经开始尝试其创造性自我转化的进程。
　　作为前现代的中国传统社会，传统小农生产都是在相同规模上进行的不断重复性、周期性生产，即黄宗智所言意义上的“没有发展的增长”。这样一个传统社会面对现代性“冲击”不得不做出某种或被动或主动的“回应”。马相伯的现代性追求和实践中非常重要的理念是他重农悯农的经济倾向和人文倾向，力图“找到一种既能实现辽阔农业社会的整合，又能抗拒西方列强外来冲击的社会结构。”[1]马相伯在这方面独辟蹊径：在重商主义的前提下，力主“讲农法，开民智”方略。一方面，他主张通过办报译书来普及现代性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开民智莫善于日报，日报不能降为旬报，旬报不能降为月报。假令国中农事报无可报，则又莫善于以译书为报。”[2]書籍译介虽“见功迟”，但对于中国现代性农业发展具有长远意义。因此，马相伯曾详细介绍《农业全书》《农学通论》等23种国外农学著作，希冀有所改变。另一方面，他力主通过设立学堂来培养现代性农业科技人才。“古人教稼明农，教必有教之方与教之地”，他参照“外国农政书院”，主张“设一学堂，购备书籍若干，农具小样若干，土质小样若干，化学器具若干，听人来学”[3]。
　　在马相伯的现代性思想与实践中，爱农、爱民、爱生、爱国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较为明显的表现就是马相伯非常鼓励学生的爱国救国热情。其弟子于右任曾作诗讥讽腐败时政而被清廷通缉。马相伯得知后不顾个人得失、招其入学，不仅“免其学费”，且谓之曰：“余以国民一分子之义务，为子做东道主矣。”[4]马相伯先生对学生的爱、对农业的爱，真正的目的在为国家、为民族“不拘一格降人才”，将爱农、爱民、爱生、爱国融入整个近代中国对现代性的追求之中去。对此，弟子邵力子深有体会地说：“先生对同胞，不以思想，不以地位，不以阶级而别，在救国大前提下，对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是一例的，这与先生的‘有容’精神有关，这与先生的学问有关。先生精神学问的最高目标在救国。”[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