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教会大学的发展研究

　　摘要:教会大学是指西方教会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华开办的高等教育机构。民国时期教会大学在中国的发展达到鼎盛,并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兴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民国时期;教会大学;高等教育
　　作者简介:黄馨馨(1982-),女,辽宁大连人,广东工业大学材料与能源学院,助教,教育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大学文化;罗克文(1983-),男,湖北黄石人,广东工业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助教,教育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教育经济与管理、大学政策法规。(广东 广州 510006)
　　
　　教会大学是指西方教会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华开办的高等教育机构。它是西方势力侵入中国,企图以外来文化教育事业影响中国的产物。其中,由基督新教创设的大学有13所,由罗马天主教创设的大学有3所。①这些大学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及中西方学术交流、传播西方知识等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基督教会在华高等教育的产生与发展
　　1.基督教会大学在华的产生
　　作为东方古老的文化之邦,中国的教育史远远长于西方国家。中国的中央官学、国子监等也在1000多年前就出现了。中国拥有悠久的高等教育历史,但是从制度层面讲,大学在中国是舶来品。秦汉官学这种高等教育只是相对于当时的初级教育而言,真正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大学的出现则是在19世纪,并且最早的大学都是由基督教传教士开办的或与传教士有关。基督教大学在中国的出现是在1880年前后,当时的大学主要是在教会中学基础上添加的大学班级。基督教在华的第一所大学当数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办的登州文会馆,登州文会馆原是一所小学,后演变为教会中学,1882年登州文会馆正式升为学院。19世纪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共有5所,除了登州文会馆外,1888年美国卫理公会在北京开办了北京文汇书院;1889年美国公理会在通州建立了通州华北协和大学;1890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的圣约翰学院设置大学课程;1893年美国长老会在杭州设立育英书院。
　　2.基督教大学在华的进一步发展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中国的大门进一步向西方敞开。中国的政治和教育也在进行激烈的变革,这一切为传教士在华开办新的学校创造了良机。传教士一方面利用庚子赔款恢复了原有的教会学校,另一方面又新开了大批的教会学校。早期的教会大学希望能有进—步的扩展,一大批中学又渴望发展成为大学。1907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举行对华传教百年纪念大会,会上通过一条决议,要求英美差会大力支援在中国发展中、高等学校。在这样一种气氛下,基督教在华的教育事业发展到了一个高潮,其中基督教高等教育的发展更为显著。原有的基督教大学经过迁移、合并、发展形成新的大学,而新的教会大学如雨后春笋不断出现。20世纪以来,教会大学大量发展,大约有14所教会大学在这一时期开办。(见表1)
　　3.20世纪一二十年代有代表性的基督教大学
　　早期的登州文会馆经过两次迁移、合并,演变为山东基督教联合大学;潞河书院与汇文书院及华北协和女子学院合并发展为新的燕京大学;杭州育英书院也变为之江学堂(1911年)[今浙江大学、东南大学、同济大学的前身],1920年在美国哥伦比亚注册颁发证书;圣约翰书院在规模和质量上成长为圣约翰大学。与此同时在苏州开设的东吴大学(1901年)、南京金陵大学(1910年)、福州福建协和大学、广州岭南大学(1916年)、山东齐鲁大学[今山东师大](1917年)、成都华西协和大学、武昌华中大学,上海震旦大学(1903年)等一批新的高等教育机构迅速崛起。到1910年时,教会大学的人数为1000人,1920年时,教会大学的学生人数达到1600多人,教会大学也达到了16所。(见表2)
　　二、民国时期教会大学的变化和发展
　　1.收回教育权运动
　　教会大学的经费主要依靠教会每年的拨款和少数捐赠维持,学校只受外国差会的管束,在教育教学及组织管理上,照搬欧美模式,极少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教会大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独立于中国正规教育体系之外的封闭系统。
　　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洗礼之后,中华民族日益觉醒。以1922年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在清华大学的召开为导火线,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全国范围的非基督教和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社会运动——收回教育权运动。收回教育权运动的成果是迫使教会学校纳入中国教育体系。
　　2.教会学校的调整
　　面对收回教育权运动遭到的危机,教会学校提出了“更有效率、更加基督化、更加中国化”的调整口号。从1926年起,多数教会学校开始向中国政府立案,并让中国人担任各级教会学校的校长,同时把宗教课和宗教活动改变得灵活一些,尽量参照中国政府的教育体制作了适当的调整。1929年,根据当时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的私立大学规程,外国人不得在中国境内办的大学中任校长。燕京大学董事会遂改推中国人吴雷川任校长,司徒雷登任校务长,并改组了原来的科系结构。岭南大学是较早调整其政策,迅速中国化并向政府注册的教会大学。早在1925年夏,一群岭南的校友就提出了把大学改由中国人开办的计划,岭南大学的校长非常明智、开放,对这一提议予以支持。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的院长卢爱德也是一位积极提倡向政府登记的美国传教士。东吴大学也是较早向政府注册的教会大学:1927年东吴大学的美国人校长文乃史就提出辞呈并催促董事会尽快找到一位中国人校长,同年夏,杨永清被推选为新任校长。南京金陵大学是第一家向政府立案的教会大学,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进入南京后,南京金陵大学的美籍教工全部撤到了上海。社会秩序稳定后,南京金陵大学在中国行政管理委员会的主持下重新开学,陈裕光被选为校长。
　　3.抗战时期的教会大学
　　抗日战争期间整个以英美传教士为主体的基督教会都受到了严重损失。大批英美传教士被关进集中营,教会活动几乎陷于瘫痪;后方的传教士也不足1000人。同战前相比,基督教传教士减少了大约5000人。教会学校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和破坏。教会大学在战前约有8000余名大学生,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后,教会大学学生人数降到不足4000人。在上海地区,圣约翰大学和沪江大学都搬到了南京路的租界继续开办,东吴大学不得不迁移到上海租界内寻求避难并继续办学。杭州之江文理学院经过数次搬迁于1938年2月迁到上海租界。齐鲁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不得不仓促撤离,避难于华西协和大学校园内。1942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燕京大学校园,一些英、美籍教师被关进了集中营,司徒雷登也未能幸免。在这种情况下,燕京的校友决定在后方重新办学,成都被选为新的校址。1938年10月日军逼近广东时,岭南大学被迫撤驻香港,借用香港大学的教室、实验室和图书馆继续办学。
　　4.抗战后教会学校的恢复
　　由于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的大肆破坏,大部分教会学校都遭受到严重毁损,学校的实验室、图书馆等被抢劫一空,学校的建筑或是毁为废墟,或是千疮百孔。抗战胜利后,大多数教会学校除了数座空空如也、遭到严重损害的建筑物外,一无所有,正常的教学工作根本无法进行,很长时间是在恢复元气。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前,各教会学校都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恢复工作,有的学校还有所发展。但由于当时内战,经济衰弱,通货膨胀以及学生运动,教会教育很难有较大的发展。
　　5.教会大学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