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课”与“掘墓”

　　不研究“教什么”，只研究“怎么教”，堪称极其愚昧。
　　教师是“传道授业解惑”者，不是演员，说重点儿不是“戏子”。语文教师不能做到有“腹笥”，总不该是除一本语文书、一本教学参考书、一本习题集之外胸无点墨的角儿，靠这“三本主义”在台上只能装神弄鬼。
　　2014年4月19日《中国青年报》有一给力的长篇消息《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向假语文宣战》中云：“来自河北的一位三十多岁的女教师，在讲坛上，面对20多名第一次见面的山东省即墨市初二学生，深情地讲起了散文《斑羚飞渡》。音乐、图片、PPT各种教学手段使用得让人眼花缭乱。她姣好的外形，投入的状态无疑打动了很多观众。台下一位老师忍不住发了条微博，被实时打上背景墙：‘燕赵人民的骄傲！’时隔不久，署名王旭明的一条微博也上了墙：‘老师无节制放纵情感，什么老羚羊的无私奉献呀，勇敢付出呀，伟大与崇高谱写动人之歌云云，在音乐和画面的烘托下，闹极。这是当下时髦而虚伪的语文课，真的假语文。’”
　　某记者问王旭明：“有教师说你是毒舌，不够宽容厚道，你怎么看？”王旭明回答：“……我当过语文教师，重回语文教学领域后我发现，与20多年前比起来，语文课不是进步了而是倒退了，我对此深恶痛绝。现在有些教学方法是对语文纯洁性的亵渎……”
　　时下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之于语文教学，凡是作家型的语文教师几乎都持批评态度，凡是表演型的语文教师几乎都持赞赏态度。
　　这种现象的背后是什么，答案应该显而易见。
　　说白了，“十年磨一课”是语文教材日臻科学化的产物，而眼下大量的语文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是“十年磨一课”的产物。这一“中介”在“西学东渐”、民主踟蹰不前而科学突飞猛进中异化，作出情节出卖感情的低端“伎俩”。
　　语文“十年磨一课”的恶果是“掘坟墓”，不唯送语文“归天”，而且送一切学科“上路”，盖因“语文是基础的基础”。
　　不过，有失必有得，可能有些热衷于此等法术人，因了民族教育的灾难，正假语文“专家”的学术乌纱帽发挥余热，为一些“扯大旗做虎皮”的学校撑门面闷声发大财。
　　杭州语文教学主管部门原来有一句要求全市语文老师练好教学基本功的口头禅：“十年磨一课。”
　　作为教学主管部门，倡导“十年磨一课”，肯定有他们的“学理”。
　　某基础教育界人士曾说，自“五四”以来，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的总体思路大致是“举一反三”：“每学期以三十篇左右文章为例子，对例子进行拆解、把玩、练习，以达到让学生‘循例’学会听说读写‘繁衍’大量语言的目的。”
　　毋庸置疑，这是一针见血的。
　　以一年大抵60篇课文计，中学阶段最多大概就是360篇。奢望通过微乎其微的例子的学习，让学生成就颇似语言学范畴的“原子裂变”，不啻语文教学的梦想抑或幻想甚或痴心妄想。
　　审视之，语文远离传统之“大容量、快节奏、高密度”之多快好省而就少慢差费，“死穴”就在于以理科之数理化之“举一反三”之精确性之公式之思路来替代文科之语文之模糊性之“大体则有，定体则无”之路径。
　　试问，学会一个数学公式能解同一类题，学懂一篇文章能写同一类文章吗？
　　也许有人会说，“举一反三”是孔子的教学主张。《论语·述而》有言：“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意思是说：“不到他努力想弄明白却不得明白的程度，不要去开导他；不到他心里明白却不能完善表达出来的程度，不要去启发他。如果教给他一个方面，他却不能灵活地以此来说明另外三个方面，就不再教他了。”
　　其实，在这里，孔子只是提出了“启发式”教学的设想，反对“填鸭式”“满堂灌”，要求学生能够“举一反三”。这是符合教学基本规律的，在今天的教学过程中，仍须加以充分借鉴。而换一个角度，针对不同学科的特性，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晚清文学丛钞·冷眼观》有语：“隔行如隔山，我们局外人就是有什么事看在眼里，也是猪八戒吃人参果，食而不知其味。”
　　从逻辑的视点来看，“举一反三”是演绎推理，“举三反一”是归纳推理。文科，尤其是作为“万学之母”恰如汪洋大海的语文，由于模糊性而产生的答案的多元性，致使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必须永远“举三反一”地归纳之。
　　其实，理科的公式也是自然科学家“举三反一”的结果。由于理科的精确性而呈现答案的唯一性或者说标准性，从而使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演绎推理是以归纳推理为“前驱”的，想当年陈景润为摘取“哥德巴赫猜想”这颗数学皇冠上的明珠，草稿纸用麻袋装，不就是期望通过“举三反一”而“举一反三”吗？
　　中国最早的语文“准”教材，南朝梁武帝的长子萧统组织文人共同编选的《昭明文选》的出现，是一件好事，打破了无序且仅以儒家经典为教材的“一花独放”的局面，国人终于有了与经书平行的语文阅读课本。
　　问题是，随着清代末年“废科举，兴学堂”五年制中学的兴办，尽管有了超越经典意义上的语文教材，比如，吴曾祺编的《国文教科书》，夏丏尊与叶圣陶合编的《国文百八课》，但“想给国文科以科学性”以便“一扫从来玄妙笼统的观念”的编辑主旨，起了一种不好的导向作用。
　　尤其是《国文百八课》的精雕细琢：“采用文白混合编排，一个单元是一课，包括文话、文选、文法或修辞、习问等四个部分。文话是每课的中心，特意编写，是讲文章理法的教材，有系统性；文选是文话的例证，即所谓范文；文法或修辞、习问是就文取例，根据需要设计的练习。”
　　1949年以后，叶圣陶成了新中国教育的掌门人，于是，“成王败寇”，其编辑思想理所当然成了“主流价值”，语文教材愈来愈崇尚“科学性”：“除1956年的汉语、文学分科教材，现在部分学校使用的高中实验课本（《文言读本》、《文学读本》、《文化读本》）外，“文革”前以1963年的中学语文课本为代表（该课本以培养学生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的顺序为主要线索，组成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训练体系），“文革”后以1988年秋季开始的人教社修订本初高中课本为代表（按文体组建单元，每单元四至五篇课文，初中分讲读、课内自读、课外自读三类，高中分讲读和自读两种，单元知识涉及听说读写、文体、语言诸方面，课文、练习、知识短文组成这类教材的稳定结构），现在以新课标为指导编写的初中课本，有的已经改以文体分单元为以‘亲情’、‘理想’之类的主题为单元。”
　　语文教材从“文选”到“单元”到“专题”，从模糊到逐渐精确，有违“腹有诗书气自华”的语文自身内在规律，是语文教学的“不归黄泉路”。
　　从“大体则‘无’”的绝对无序到“大体则有”的相对有序是一种进步，从“大体则有”而“定体则无”到“定体则有”是一种过犹不及的荒唐。
　　语文是一门人文科学，以科学主义的“静态、有规则、有序列、外显而清晰”之特征来取代人文精神的“动态、无规则、无序列、内隐而模糊”之特点，那是“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试想，具备共性编写规律数学教材不能打乱“台阶”顺序学，而任何具有个性编辑思路的语文教材打破单元与主题先后次序随机授课有何不可？
　　当下科学技术在语文领域的深度渗透，人文精神很难得到弘扬。在“举一反三”的科学化意识指导下，“教材体系逻辑化，教学过程程式化，教学方法透析化，知识能力数量化，应试训练层次化；素养测试标准化……”，以致出现“十年磨一课”的教学口号，此乃荒唐的必然。
　　中国的文科教育出现了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观——培养了不会写文章的文学学士！
　　中国的学历鉴定出现了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观——评出了不会写文章的高级语文教师、特级语文教师！
　　中国的语文应试出现了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观——一个不会写文章的语文教师很有可能凭借玩玩题海战术、报报标准答案、教教套路作文，竟然把语文教得“炉火纯青”，以至于教出语文中考状元与高考状元，“风风火火”走向全国。
　　如果一个老师“十年磨一课”成为手不堪笔的语文“名师”，那么他的学生必然变成高分低能的答题机器。
　　对于教学，特别是语文教学来讲，教什么远比怎么教重要。
　　在这一点上，学而思教育集团招老师的标准是一个佐证。这个国内首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小幼课外教育培训机构用人，首先看你肚子里有没有“货”，看你有没有一颗智慧的脑袋，而把有没有经过师范院校学习作为次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