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审判，让日本战犯心服口服

　　我作为一名台胞，今天很高兴有机会到会里（全国台联机关）来，向会里的乡亲同志们汇报我参加审判日本战犯的工作情况。同时，亦向媒体的朋友们提供一些背景资料和当时的一些参考资料。这已经是60年前的事情了，凭着记忆我大致写了一个提纲，难免有遗漏，另外也担心时间不够，我会尽量去讲，能讲多少讲多少。
　　这是一件非常完整的重要的历史事件
　　1945年日本法西斯战败投降后，盟国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和惩处。其中，涉及侵华日本战犯的审判主要有3次：东京审判、南京国民政府组织的审判和新中国政府组织的审判，前前后后跨越11载。
　　今天首先要说的是新中国政府组织的审判。我们这次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是非常成功的，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表扬。
　　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组织的审判，由于蒋介石等人及美国方面出于利用日军力量进行反共内战的考虑，对战犯的审判竭力施加影响，致使一些战犯逃脱了应受的惩处，仅判处了南京大屠杀要犯、原日军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死刑。于当年4月26日在南京雨花台执行枪抉。但罪大恶极的原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却被“无罪释放”，令世界哗然。而新中国的这个法庭，是我们中国人完全行使国家主人的法律和权力审判日本战犯，从国际法及国际标准来说，均无可挑剔、无懈可击，可谓完美无瑕。其关键的重要意义还在于，这是非常完整的一件重要的历史事件。
　　1950年7月，从苏联引渡过来的日本战犯，共有982人。另有伪满汉奸71人。加上我们自己在大陆抓的，大概有60多人，合起来有1062名战犯，他们大都关在沈阳。还有在太原关的，有140名日本战犯。这140名战犯是日本投降以后，阎锡山勾结日本军队组成的所谓的暂编第十总队，总队长为日本人晋树德。这些战犯军衔不高，都是尉官以下的。大批日军高级军官则作为顾问、教官参与晋军的训练和指挥。这些人中有不少臭名昭著的战犯，亲手策划刺杀张作霖的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就是其中之一。刺杀张作霖是一件重大事件。这件事件暴露以后，河本大作在东北待不下去了，日本人为保护他，把他调到山西当煤矿公司的总经理。可惜的是，他没等到我们去审判就死了。如果这个人还活着的话，能作为战犯来审判，肯定会轰动全世界的，也更能说明日本侵略者侵略中国的野心。还有一位叫城野宏的战犯，对他进行审判时，他已是上校军衔，阎锡山给他提了3级，在日本军队的时候才是上尉。他在罪行自供中提到，1943年11月至1945年8月，先后4次派遣1500余名机动兵力配合日军攻击中国人民和八路军；派遣两个大队掩护开采煤铁矿产，并以保安队在全省掩护征集食粮15万吨、铁约20万吨献于日军。
　　这些战犯是1945年7月苏军进军东北一举击溃日本王牌军——关东军后俘虏到苏联去的。当时苏联收容了大批日本、德国的俘虏，因苏联在卫国战争中死了很多人，劳动力一时严重缺乏，他们就利用这些战俘当重劳力使用，开发西伯利亚，加上物资匮乏，战俘们根本吃不饱，还要干很重的活，所以累死饿死很多。在这种情况下，恰好又赶上我们新中国成立，于是苏联就把这些战俘移交给了我们，毕竟这些战俘对中国犯下了滔天大罪，应由中国来进行审判。这些战俘押运来的时候已经在苏联关押并劳动了5年。据说，战犯们被押上火车的时候，他们还以为是要遣返回国，心里很高兴。但后来发现火车开的方向不对，往中国来了，瞬间大失所望。当移交到我们手上时，他们情绪低落、特别紧张，甚至埋怨。
　　到了1953年10月，周总理找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高克林副检察长等人谈这件事情，说在抚顺关押的战犯应该处理了，他们在苏联被关了5年，在我们这里也关了快3年，再不处理不行了。于是，山最高人民检察院牵头，成立了一个东北工作团来处理这些战犯，人员从全国各地抽调公安系统、法院系统，还有外交系统的，以及日文翻译共300多人，并集中到北京进行集训。总理的指示得到了认真执行，很快就从各地抽调来了干部，其中翻译也来了100多人。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这些翻译中，就有我们台湾同胞六七人。他们是：纪朝钦（全国台联副会长纪斌的父亲）、蔡明熹、陈妙龄（在京台胞李达章的母亲）、冯志坚（翁泽生烈士的妹妹，是到过延安的老干部），还有谢水秀、陈峰龙（北京市台联陈子云的父亲）和我。这7人当中现在只有我和陈峰龙还活着，其他人都去世了，很可惜。我一一列出这些人是要用事实证明，在这件重大的历史事件中，我们台湾同胞没有缺席。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在东北工作团的领导中，有一位也是台胞，名字叫沈扶。他当时是旅大台盟的负责人，特意调来负责我们这100多名翻译的。沈扶也是一位延安的老干部，后来调到台盟中央担任副秘书长。
　　在北京真武庙，我们经过了3个月的受训，谭政文副检察长给我们讲审讯学，怎么审讯、桌子怎么摆、怎么对待战犯等等，都很详细。这为我们在今后的审讯工作中奠定了基础。
　　搜集证据，十分艰巨复杂且斗智斗勇
　　1954年2月，东北工作团开到抚顺开始工作了。
　　我们去的时候，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所长向我们介绍情况，说这些战犯从抚顺下火车之后，一到监狱门前，看到“战犯”两个字就火了。特别生气，说什么：“我们是俘虏，怎么会是战犯呢？如果是战犯，还要接受审判，这要关多少年啊！”他们不能理解，于是开始反抗。本来以为是遣返他们回日本的，没想到会到了中国，他们知道自己的罪行是在中国犯下的，这下必死无疑。特别是那些汉奸，更是如此。所以很紧张，思想上很抵触。尤其是那些少壮派校级军官，他们就故意跟你闹。给他发那个犯人的牌牌，撕下来不戴，还扔在地上；进了监号，看了战犯管理所的守则，也撕下来踩在地上。他们公然说什么：“我们根本不是收在了中国人手里，我们是美国用两颗原子弹把我们打败的。你们没有权力来审判我们！也没有权力关押我们！”就是这么的嚣张，还说什么：“你们把我们关了那么长时间，我们要到联合国去告你们！”还有的校级军官说：“我们是帮助满洲国建设的，像鞍钢和抚顺露天煤矿，不就是我们建设的吗？所以我们不是侵略，是来建设的，何罪之有，谈何认罪？”至于将军一级的军官就比较老奸巨猾了，他们不会跟你直接对抗，他们会和声细气地劝你：“你们不要关我们太长时间了，如果再关下去，你们会很被动的。”有个战犯叫藤田茂，甚至在监号里面每天早上还要面向日本遥拜，遥拜他们的主子日本天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