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史》教材的特色及使用简论

　　摘要：张传燧教授主编的《中国教育史》教材自2010年初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之后，得到了高校教育类专业师生的青睐与认可。该教材借鉴了以往中国教育史教材编写的成功与不足，不仅注重理论观点的更新，而且改换了新的编写体例；不仅注重联系教育实践，而且配备了丰富的课程资源。教师在使用这部教材时，要注意其与以往中国教育史教材的不同，将教材建设的这些新成果有效地体现在教学之中。
　　关键词：中国教育史；教材；使用
　　
　　高等院校教育类专业中国教育史教材的使用，长期以来，普遍以孙培青教授主编的《中国教育史》和王炳照教授主编的《简明中国教育史》为主要蓝本。近年来，随着研究方法的创新和研究力度的加大，中国教育史教材建设取得了一些新成果，其中尤以湖南师范大学张传燧教授主编、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于2010年初出版的《中国教育史》最能凸显中国教育史教材建设中取得的新进展。该书编写人员都是多年从事中国教育史教学与研究工作的资深专家，他们借鉴了以往中国教育史教材编写的成功与不足，不仅注意思想观点的更新，而且改换了新的编写体例；不仅注重联系教育实践，而且配备了丰富了的课程资源。这样，不仅便于师生研读，还能够有效地提高教学效果。教师在使用这部教材时，须注意其与以往中国教育史教材的不同和创新之处，将教材建设的这些新成果有效地体现在教学之中，才能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一、注意思想观点的更新
　　关注学科前沿问题，吸纳最新研究成果，是这部《中国教育史》教材的一个显著特色。这部教材是由全国教师教育课程资源专家委员会审定的、高等院校教育类专业课程规划教材之一，在继承传统中国教育史教材优点的基础上，大量地吸纳了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我国著名的教育理论学者、现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的袁振国教授在给该套教材所作的序言中高度肯定了该部教材的先进性。他讲到：“注意吸收本学科研究的新成就和新思想，具有与本学科发展相适应的新水平，因而能够反映教育学分支学科新的变化和发展。”随着人们认识水平与研究方法的不断提高，近几年来，中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硕果累累，该教材注重将新观点、新认识编入其中。
　　例如，对传统“五常”的评价，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将“五常”与“三纲”相提并论，普遍认为“五常”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而戕害劳苦大众的精神枷锁，鲁迅曾用“吃人的礼教”来形容，带有很强的时代色彩。现在看来，这种评价是偏激的、武断的。通过对儒家礼教思想的深入研究，人们发现，传统的“五常”思想具有重要的合理性，尤其在伦理道德失衡的当今社会中，重振儒家“五常”思想，对于建构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这部《中国教育史》教材吸纳了当前关于传统“五常”思想的新认识，重点分析了“五常”的积极意义。又如，对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的比较，以往的中国教育史教材普遍认为两种人性论是截然相反的。这是不正确的，孟子与荀子的人性观只是表面上的不同，实际上他们对人性有共同的认识。这种表面的不同主要缘于孟子和荀子彼此对人性内涵的界定不同。孟子将人性中的道德性界定为人性，而荀子将人性中的自然性界定为人性，彼此谈论的人性所指的内容不同，得出的结论当然也就不同了。他们的人性观不是真的相反，只是谈论的对象不同。在这部教材当中，编者及时地吸纳了学界对这个问题的新认识，而且将孟子与荀子教育思想放在同一节中，以比较的形式陈列出来，这对于师生深入理解和把握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论思想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事实上，这部教材在思想观点方面的更新远不止这些，通篇都注意吸收近年来教育学原理、心理学、课程论、教学论等学科领域研究的最新成果，并用来思考、分析教育史上的相关思想。这种做法，显示出教材编写者们深厚的理论功底。
　　这部教材注重关注学科前沿，吸纳最新研究成果，做到了更加客观、真实地重现教育历史和从学理上去把握历史。教师在使用这部教材的时候，应当注意将不同时期的不同观点以及产生不同观点的历史原因介绍给学生，让学生对中国教育历史的发展有一个客观而清晰的认识。
　　二、注意教材编写体例的创新与完善
　　早期的中国教育史教材，绝大多数是按照不同朝代来分章叙述的，每一章的题目通常是以朝代名称命名的（如“唐代的教育”）。这种编写体例有利于详细把握中国教育的历史变迁。但是，由于中国教育历史和中国人类史是同步的，期望向学生详细介绍中国上下五千年历朝历代的教育发展情况是不可能的。于是，教师在备课中处理教学内容时就会遇到两难的瓶颈：有的教师蜻蜓点水，每部分都简单介绍一点。有的教师虎头蛇尾，甚至由于时间有限，后面很大一部分内容，教学中一点未涉及。还有教师尝试大海捞针，把中国教育历史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加以钩沉。后来陆续出版的一些中国教育史教材，也有尝试改换编写体例的，如将中国教育史按照内容性质划分为教育制度、教育思想和取士制度三部分，每部分再以历史为序进行叙述。这种编写体例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中国教育史的主要研究内容。但是这种划分方法也不尽完善。首先教育制度与取士制度两个概念之间就是一种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但如果仅仅划分为教育制度与教育思想两部分，又过于笼统。不能充分显示出改换编写体例的效果。
　　张传燧教授主编的这部中国教育史教材，综合了以往中国教育史教材体例编写的各种策略。首先，对中国教育的历史发展进行了宏观分篇，即中国传统教育的缘起与奠基、中国传统教育的建立与发展、中国传统教育的完善与式微、中国现代教育的萌生与探索、中国现代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这种划分与界定，将中国教育的历史发展脉络以极为简约的方式呈现给研读者，避免了以往按年代编写给学者带来的混乱模糊感觉。然后，编者在梳理每一部分内容的时候，带有很强的突出重要知识点的倾向，将本科阶段学生应该掌握的重要知识点作为标题。如关于中国传统教育的缘起与奠基，共分设三章，分别是中国教育的缘起、六艺教育与诸子私学、先秦时期的教育思想。既没有按年代划段（当然，也有内在的时间顺序），也不是按照教育制度、教育思想等分类叙述。只是将与中国传统教育具有密切渊源关系的关键内容进行了梳理。这样的编写方式，大大弥补了以往中国教育史教材的不足。教师在使用这部教材的时候，既要注重对这些重要知识点的讲解，也要注意对知识点之间微观逻辑关系的梳理，使学生既能清晰掌握重要知识点，又能对中国教育的历史发展有一个完整的认识。
　　还有一点需要提及，以往还没有哪本中国教育史教材专门对教育史学科问题进行阐释，但这部教材在绪论中对教育史的性质、研究对象、功能与价值、教学过程与方法都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可以说，这不仅是编写体例的创新与完善，也是对教育史研究新成果的吸纳。长时间以来，人们忽视了元教育史研究，由此严重制约了教育史研究的步伐。近年来，人们开始关注元教育史研究，并取得了较为乐观的研究成果。该部教材将元教育史研究的最新观点与结论载入其中，并且放在开篇的绪论中，使学习者首先明晰了本门课程的基本问题。教师在使用这部教材的时候，还可以结合杜成宪教授主编的《教育史学》一书，把教材中的绪论部分详细介绍给学生，使学生对中国教育史课程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袁振国教授在序言中强调，该套教材的编写人员“在高等院校里承担着相关课程的实际教学，积累了丰富的学术基础和实践经验。由他们来组织编写教材，使这套教材的质量有了可靠的保障。”该书教材体例的创新与完善，着实证明了袁振国教授的判断。